对基督徒非常有帮助的29条建议

——评网络民主为中国政治改革带来新契机

1992年春天，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改革设计师的改革理念与基层群众的改革潮流想汇合，引发了一轮新的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开放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2008年夏天，胡锦涛总书记做客网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最高层官方话语与最底层平民话语的互动，标志着中国进入“网络民主”时代，并预示着改革开放的新潮流。

请允许我将小平南巡与锦涛上网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这都不是寻常之举，而是改革即将掀开新的高潮的征兆。当年，小平南巡是要打破保守派对改革的阻挠，因此采取了直接诉诸基层的办法。今日，总书记作客网络，直接与网民亲密接触，是否也是在警告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发出新的改革的信号呢？

2004年，国企改革争论之后，许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已经死亡，有人宣布叫停改革，还有人提出要将改革搁置。一时间，中国改革向何处去，让国内外都感到迷惑。然而，2007年10月份召开的17大在扛什么旗、走什么路上作出了坚定、清晰的回答。17大报告不仅充分肯定了解放思想的精神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提出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更将改革从相对单一的经济改革引领入包括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以及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在许多方面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新概念，例如第一次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一次提出“党内民主”和“基层群众自治”的概念等等，让人看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改革开放走势不可阻挡，必将在第四代领导人手中再开启新的伟大局面。

17大过后不久，人们注意到政坛气象变新，例如汪洋在广东首启对网络民意的关注，仇和在云南作为个性官员破天荒让官员电话公布于世，所有这些都让人看到新的改革的春风正在徐徐吹来。而胡锦涛总书记这次做客网络，明确表示非常关注网络意见，则无疑将17大以来的新的改革方向和改革力量充分彰显——那就是，中国改革将越来越朝全面改革以及改革的纵深方向拓展！

汶川大地震引发中国捐赠潮，并呼唤出许多志愿者（机构）兴起。鉴于日本和台湾都在地震后出现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兴盛，人们期待着中国的社会改革也出现突破，就像过去30年通过发展民间工商组织实现了经济繁荣一样，政府也能不断开明的扩大平台，大力发展民间的社会组织，进而实现中国的社会繁荣与和谐。

除了社会改革外，人们同样期待着中国的政治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也能够有突破。而网络民主无疑是突破的一大关口。网络民主为何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与我国网民人数的不断增长有关。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网民已达1.11亿，占世界网民总量的11%，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庞大网络群体。在当前我国政治体制还不太完善、民意表达不畅，既得利益集团有时候对改革阻挠严重的情况下，以即时、互动为特点的网络传播方式，为公众表达民意、参与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可谓提供了一个最为方便快捷的舆论平台。也正因此，互联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执政高层的重视和肯定。

其次，网络民主的重要性与网络技术的特点有关。专家们普遍认为，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参与民主制固有的局限性，使大众的广泛参与和有效表达成为可能。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Mark Slouka）在1995年最先提出“网络民主”的概念，他认为“网络民主”可以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或者是在民主中渗入网络的成分，而网络民主的技术好处，在于它突破了传统民主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沟通的局限，信息获取途径的局限，从而使得民主在较低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和在较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归结起来，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技术可以使人们足不出户而相互交流，大大节约人们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其二，网络可以使人们克服传统会议形式的限制，充分地发表观点并且倾听他人的意见，而这在传统的会议中是无法想象的。最后，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充分地收集、整理和掌握信息，拓宽信息渠道，在充分了解公共事务的基础上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再次，网络有利于实现对权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制衡。众所周知，现代政治的核心就是对权力形成制衡，对不平衡的利益形成制衡。而在信息社会，信息的对称和流动为人民民主创造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为决策者倾听民声，了解民意，体察民情，上下互动，平等交流奠定了条件，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民主终于有了实现路径，对每个人的个体尊重终于有了可能。想当年，毛主席在晚年要靠为自己站岗的小战士回家乡来了解民情，难免对一些事情的了解会出现偏颇。而今日，互联网让信息垄断成为历史，透明成为现代政府的重要标志。博客、论坛等信息技术产品让每一个人有了表达的权利和自由的平台，对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让人们有了更多的爱好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在文化领域，人们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看的节目；在经济领域，信息流动让物流更加自由的流动，及时反馈的信息可以做出更科学合理的决策；在管理领域，企业文化精神更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由于网络具有自由性、互动性、及时性、开放性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性，人们希望网络可以打破政府的权力和知识垄断，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网络的控制，从而把人们带入一个拥有广泛政治参与的更加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之中。

非常有幸的是，在中国，这一希望至少部分得到了实现。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进程带来一个新的机遇，就是大大改善社会监督和民意通达，这从孙志刚事件、黑砖窑事件中已经得到印证。

由于政府重视网络，在当前中国社会，民主终于开始不再是一个政治词汇，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可触可感的生活方式了。

网络民主具有诸多优点，然而也应当引起警惕的是，网络只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技术手段，它本身是中性的，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并不提供价值判断和导向作用。遗憾的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技术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对等，已经暴露出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网络上经常可见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口大骂和毫无根据的血口喷人，这表明一些人并不能很好地去使用网络民主。从长远看，人们很难想象没有完善发达的公民精神为基础，网络民主的发展会尽善尽美。

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

（根据作者在清华启迪俱乐部“未来十五年”论坛上的演讲修订）

“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命题或者称分析范式和我2002年的一篇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在那篇文章思维方向上的进一步扩展，目的是要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转型）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转型）的一个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写自2002年，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从信仰及市场伦理的角度比较了不同的市场经济，并以此框架来反思中国经济改革的缺陷，进而提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要取得完全的成效，不能单兵突进，尚需市场伦理的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信仰与伦理的磐石之上。

在此以前，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学界及改革界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从机制或运行层面来思考，缺乏伦理的角度，也少有提及现代经济-现代政治（法律）—现在伦理的三位一体、相辅相承的关系。因此当时我这样谈的时候，有一点石破天惊的味道，然而当今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具有十分宽广的胸怀和开明的态度，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非常强。因此，几乎是一年之后，政府便在改革上作出了新的部署，将伦理（道德）纳入中国经济改革的范畴。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经济改革的文件中清晰地谈到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并认为此举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2005年以后，根源于市场伦理的“企业责任”蔚然成风，中国企业界开始普遍地注重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而学界近年来也开始谈论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其实也是在从挖掘并创造性地转换传统伦理资源的角度来回应中国改革之需。而中国的领导人，甚至表现出了更高的理念，例如：江泽民提出过“以德治国”，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温家宝总理则谈到要仰望星空，谈到中国人需要比黄金更宝贵的诚信，有比大海更宽广的胸怀，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爱自己更多的爱别人的博爱精神等等。

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或者说我们业已经历的改革虽然是从经济改革起步的，并且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会止步于经济改革，也不意味着经济改革就等于改革全部。实际上，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中国改革，需要从更加深刻、更具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以此来回顾过去的改革，展望未来的改革，更加明确未来的道路与变化。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从经济变化上预测中国未来十五年。比如，未来十五年中国人均GDP会达到一万美元，而现在我们已经超过两千多美金了。假如人民币汇率在这期间再升值50%，我们到一万美金的时候，按变化后的汇率计算实际上就是一万五千美金，这无疑是一种最乐观的前景。我们首先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描述中国未来的变化。

我们还可以从更广阔的层面去思考未来的变革。比如，2007年的17大报告以及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特别强调了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而汶川地震让无数中国的志愿者（机构）一夜涌现，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如同神户地震后的日本，“921”地震后的台湾地区，将步入以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为契机的新的社会发展呢？我个人持期盼态度。因为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发展民间的工商组织来实现中国经济繁荣，而未来我们的确需要通过发展民间的社会组织以及通过政府转型来实现公益、公共产品的繁荣。这就具有了与经济改革不一样的视野。过去，我们经济改革带来的是经济进步，但我们在社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两块木板不一般长，所以，社会改革与政府转型应成为今后的一个重点。除此之外，毋庸讳言，未来十五年我们可能还会发生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方面变革，某些大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四小龙的例证看，收入结构变化到一定程度上必定会引发政治结构的变革，大概在人均6000美元时要开放报禁，在12000美元时要开放党禁。所以，未来十五年，我们一定会遭遇越来越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

我们可以从前述经济、社会、政治的层面去构想和描述未来十五年的变革。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一些专题性的层面比如生态、资源、人口、国际地位的角度进行描述。而我今天在这里想谈的角度，是平时我们很少关注的，甚至几乎是听不到的，但也许从历史、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是最重要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信仰的角度，或者最高端文明层面的角度，尤其是从基督信仰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未来变革的影响这样一个角度，从“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等两类变革的区分角度去重新思考我们过去的变革，也许更能够让我们看清一些问题，更能够让我们从世界变革史的角度让我们看清过去所发生的变化的本质，以及更能够去看清我们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一个新视角是否能够成立，请大家提出意见。

从这样的角度，我的思考是，我们今天的变革，也包括我们今天谈得很多的大国崛起话题，远远不是我们普通看到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主流性话题可以涵盖的。事实上，中国今天经历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演变，中间包含了不同文明的融合，其最终指向乃是成功的文化的融合所导致的大国崛起。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两次非常了不起的文明的融合与大国崛起。一次是汉朝，汉朝是儒道互补，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的各种文化，到此变成了最优秀的儒道间的相互融合，特别是形成了董仲舒新的以天人感应为特点的儒家学说，其所建构的精神资源支撑了汉朝的崛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国崛起，是我们之所以称“汉人”的历史大背景。第二次伟大的崛起是唐朝，唐朝是儒道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当时的情景据说是“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佗”，在儒释道融合的精神资源的基础上有了唐的大国崛起。而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改革，同样出现了新的文明融合，即中华文化正在和基督信仰相结合，也许在此以前还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融合避讳三分，还有许多人对这一融合抱有担心，但其实，融合而不是对抗是文明间最值得鼓励的和谐影响的例证。如同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导致了中国的兴盛，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出一个更加伟大、漂亮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来支撑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大国崛起。

在这里我要先交待一下，我怎么会从这么一个古怪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变革。为此，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当年对美国的考察。2002年，我去了美国，当时想研究的一个题目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差异，从美国的市场经济中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结果我发现，其他的（科技、金融、城乡差别、政治制度等）都是量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这些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不能驻足不前。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清教徒引领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做商业做大，并且做得更文明。众所周知，清教伦理与人类的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来源，清教徒商人们无论是商业动力、商业行为还是财富支配都受到了清教伦理的影响，而美国最为典型。我谈到，在清教伦理主导下的商人做交易的过程中是不能不择手段的，而我们这边是怎么有利怎么做。同样是财富，美国的清教徒祖先们认为这个财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他唯一的本事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把财富打理好，“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但我们如果认为这个财富的来源是自己，那么我凭什么把财富捐给别人呢？显然，这些都是因信仰而导致的大的伦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我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篇文章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文章，就是想从伦理差异性比较和探讨不同市场经济。我曾经指出，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是教人不偷懒，但它并不能教人不撒谎、不害人。因此如果一缺乏政治（法律）的约束，二缺乏伦理资源的支撑，一种鼓励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去挣钱坏的市场经济便成为可能。而历史上好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在完善的政治（法律）系统之外的“教堂＋市场经济”的组合。

这样的思考主要是从市场经济需要诚信这一在2002年前全社会最为关注的主题去思考的。过去几年，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有了重大变化。现在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建设要又好又快，但是我仍然发现这些新的主题与伦理和信仰相关。比如，我所看到的人类最好的建设在瑞士。瑞士的风景随便拍下来就是贺年片。你发现，在瑞士单独的一栋房子好象也不豪华，也不是很好看，但是所有的房子放在一起就特别漂亮，和周围的风景特别相配搭，就成了建筑和生活的艺术。原因是什么？我发现他们墙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尊重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是说要尊重前人的建设成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瑞士人好的建设的确和他们的信仰所导出的谦卑伦理有关。他们对前辈是谦卑的，所以不会轻易把前人的好东西拆了（而我们基本上把旧城都拆完了）；他们对大自然是谦卑的，所以不会轻易去破坏自然风景（而我们的建设以破坏、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他们对后辈也是谦卑的，所以他们会留下后人发展的空间；他们对左邻右舍也是谦卑的，所以他们建房时不会只讲个性而要必定会考虑与邻居是否协调。这样一来，他们的建设就成了又好又快的建设了。

我到瑞士UBS讲课，他们请我住的是当年拿坡仑的行宫。外面和当年拿坡仑住的一模一样，里面非常现代。他们认为，大自然并不是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财富，而是我们从后人那里借来的财产，因此我们不能破坏，要完美地留给后人。

这样的建设自然会是最美好的建设，但前提是这些人要谦卑，如果非常“讲个性”或者放任私欲的话，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建设。

除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我们现还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自身的和谐。假如我们自己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自己心里都不爽，不舒服，能和别人和谐吗？不可能的。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十字架的市场经济的分析框架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变革作出了一个独特的切入分析，并启迪了伦理变革之于经济变革的重要。但面对最新的变革话题，以及通过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变革以及历史上各国的变革，我发现还有必要提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就是“有十字架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来对各种变革尤其是中国当代变革进行分析。与此相比，“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不过是“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经济特例而已。

什么是“有十字架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指的是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无十字架的变革”则是缺乏基督信仰影响的变革。显然，无十字架的变革比比皆是，中国几千年的变革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部分变革也都是无十字架的变革。所有这些“无十字架变革”的共同特点就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而“有十字架的变革”则带来了全新的经济与全新的社会及政治变革，带来了现代文明。

我们来看几个“有十字架变革”的例证。“有十字架的变革”历史上最早在欧洲发生。当基督教传入欧洲的时候，欧洲是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曾经是历史上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罗马有许多优秀的文明，但在两点上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一是崇尚武力，到处侵略，以此维持帝国的繁荣；搞角斗士，以此维持帝国的血性。二是罗马人缺乏道德感，普遍放纵、非常腐败，其澡堂之多、之盛只有今天的中国可以比拟。基督信仰传入罗马后，经历了一个从逼迫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当基督信仰融入罗马文明后，就开始对罗马帝国消毒，罗马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罗马，不再那么道德腐败，罗马后的欧洲博爱精神和敬虔意识成为主流，逐渐演变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后，一飞冲天。

“有十字架的变革”的第二个典范是美国。美国建国的祖先是不是一帮在欧洲活不下去的人，而是一群秉持十字架理念，充满理想的清教徒。他们远渡重洋，冒死奔赴北美的目的，就是要在新大陆建设一个“有十字架变革”的山上之城，让全世界都看到上帝的荣耀。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美国不仅成为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成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学习的榜样。

“有十字架变革”再一个案例是东亚。东亚的日本本来就受到了欧美的影响，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美国之手动了外科手术后而进一步改变。东亚四小龙是继日本之后的不是经外科手术，而是内在变革成功的例证，但同样经历了“有十字架变革”的过程。比如，韩国，其基督徒人数的比重早已超过老牌的欧洲国家，其派出的宣教士人数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在首尔的夜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遍布的十字架。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其华人中的基督徒比重在20％左右，知识分子中则达到三分之一，如果以人口比例计算，其宣教士的比重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新加坡表面上是儒家文化成功的典范，其实质是“有十字架变革”成功的典范。新加坡华人的精神资源基础要远比中国大陆更为博大、雄厚，这成为其现代变革成功的基础。可惜的是，许多去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官员只看到其管制制度，失之于考察其管理文化的深刻变化。香港，基督徒人数比重并不是太高，但香港的中小学绝大多数是教会学会，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受到了基督信仰、基督品格的影响。台湾，其基督徒人数比重是最低的，但台湾的高官等精英阶层（包括目前的马英九在内）许多是基督徒，台湾的内阁中经常有四分之一的人数是基督徒，中国第一位基督徒总统孙中山所倡导的带有浓厚《圣经》色彩的“节制资本”等思想对台湾的建设产生过重大影响，使得台湾成为全世界几乎独一无二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均收入没有出现悬殊的典范。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将人类的变革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十字架的变革，一种是没有十字架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没有十字架的，因此，它一直是在某种治乱循环中打转转，史家称“趋稳定结构”。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革则不同，一方面中国的变革受到了西方有十字架变革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未来的政治变革方面越来越从西方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中国内在的生命变革也是非常惊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了数十倍，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了一百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多万人增长到7000多万，甚至可能超过一亿人口。目前，好多的中国人都开始成为基督徒，从农村的老太太、老大爷、打工仔打工妹到城市里年青的知识分子、商人乃至少部分官员，都在开始接受基督信仰。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今天仍然是惊人的，在未来必定是影响深刻的，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变革的同时，中国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生命的变革，出现了传统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在生命上的融合。

这样的生命的变革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个话题可以讲很长。但我这里仅指出两点对于中国有特别有好处的地方，其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转换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第一，是契约精神。契约精神是现代规则文明的基础。无论是市场经济文明还是现代政治文明，其本质上是规则文明。比如马英九当选了，陈水扁就应该祝贺他，你必须尊重规则，而不能搞暗杀。市场经济中的赢亏也是这样，你必须承认契约最高，而不能为谋利不择手段（一个反例就是哇哈哈的宗庆后，只以利益为依归，缺乏商人信条）。对规则的尊重来自契约精神，而基督信仰的文化恰是以《圣经》旧约和新约为基础的文化，上帝和人立约进而让契约变得具有神圣性，是希伯来-基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这种契约精神。比如，几千年儒家学说讲的其实是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多要求是下面的服从上面的，是单方面的义务，但没有讲有什么权利，所以这不是契约，而是秩序，是礼制。

第二，是博爱精神。在基督信仰之前，人类的爱往往都是狭隘的，中国人是所谓的“等差之爱”，即视所爱对象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来施爱，古希腊是“优爱”，即爱优秀者（身体健壮的人、美女以及美好的智慧），但对弱势群体则不能施之以同等的爱。现在社会所谓的宽容和谐，实际主要来自于基督信仰的影响。基督所倡导的博爱精神超越了人的差别，他让人爱所有的人，包括仇人，同时倡导无条件地爱，也就是说不是这个人对你好、可爱你才爱他，他对你不好你也要爱他。这就带来彻底的博爱精神，进而塑造宽容和谐的文化。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比爱自己更多的博爱精神的倡扬是关键。

以上两种精神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国民性，改变国人的传统人格。总结中国历史上人格类型，多的是三种。一曰“顺民”，即逆来顺从、麻木不仁；二曰“暴民”，逼急了老子跟你干，逼上梁山，滥杀无辜。三曰“逸民”，不关心世事，骑青牛出函谷关，自善其身。中国历史上所最缺者公民，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最需要者也是公民。公民既不做“顺民”，更不做“暴民”，也不做“逸民”。他有爱心，有理性，尊重规则，以善胜恶，致力于用爱心和理性，建设性地推进社会的更新与进步。公民社会的基础就是有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基督徒群体或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地方，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融合会带来更加优秀的文化，进而奠定中国崛起的精神基础。所以，中国这一次的变革与历史上的变革有大的区别，它是一个文明的变革，包含着人的生命的更新过程，而这样一个生命的变革、“有十字架的变革”才会进一步支撑中国的变动，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

中国现在所经历的正是一个有十字架的变革，这个变革不仅意味着变革的成果非常伟大，而且变革的方式也都是非常伟大的，创新的变革。

很显然，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说得好，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还要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我想，也才能有资格谈做世界的领袖，这样的世界领袖才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祝福。

的确，人类的一切行为和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不过是外在表现而已，最终却都是从心发出的。一切的变革最终取决于生命的变革，取决于决定人类行为选择的内在文化操作系统的更新。任何一场伟大的变革，如果没有生命的操作系统的变革，只停留表面的变革，那是很危险的，失败巴列维的伊朗变革就是警省。生命的变革将带来人格的改变，而人的品格是建设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石。如果我们非常想建五十层的大楼，但是我们地基只可以建五层，这个时候我们非要建五十层的话，就会倒塌。

我们看到，几千年的中国不缺乏盛世，所缺乏的是持续的发展、和平的变革，而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有十字架的变革”有望让中国第一次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复兴与震荡的周期）。

“6·12成都倡议书”

 ---- 中国（部分）企业家

   今天，是6月12日！“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撼。我们这些人虽然普普通通、默默无闻，但每个人都对灾区、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赖以生存地世界存有一份挚爱，并深感肩上的重担。我们今天聚会，探讨如何参与灾后重建，但首先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生命历程和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认识到我们的自我中心和冷漠无情，真正谦卑下来，重塑我们的爱心和责任心，只有这样才是对地震灾难和全世界的正确回应。我们相信“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将在民族的进步中获得补偿”，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倡议：

       1、 对于灾后重建，我们衷心倡议政府和全社会负起责任，切实根据灾区群众的实际需要，科学规划，务实推进，让这次灾后重建成为中国“又好又快发展”的典范。

       2、 我们衷心倡议所有参与重建的中国企业认真负责，不拿回扣，不以次充好。

       3、 我们进一步倡议中国企业作“阳光企业”，从今以后不偷税漏税，不做假账，不搞假冒伪。

        4、 我们倡议所有中国的企业家善待员工，不苛待员工，以爱心引领员工，做仆人式领袖，而不是炫耀我们自己。

        5、 我们倡议中国的企业家珍惜家庭，关爱家庭，善待家庭每一位成员尤其是配偶，承诺不发生婚姻外性关系。

        6、 我们倡议，中国的企业家更多地担当起社会责任，不仅为社会创造财富，也为社会创造和谐，首先让我们自己的家庭实现和谐，企业实现和谐，社区实现和谐，从灾后重建开始，让我们所爱地国家和人民因我们的爱心和双手有更多的幸福。

    与会代表普遍对这样的一个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大家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执政党，具有改革开放精神，中国政府则是一个不断更新自己、不断进步的政府。只要对执政党和政府有信心，就会对新的变革前景充满信心。历史上，日本的神户地震以及台湾921地震都成为NPO（非盈利组织）大发展的历史契机，中国汶川地震后是否也同样会激发中国社会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和慈善精神，迎来NPO的大发展，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NPO作为超越于政府与企业以及个人的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其发展与完善势必大大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各项公共事业的繁荣。

　　第二，会议重申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念，例如灾后重建最基本的其实是每个人自己的重建，而灾区建设应该注重的是可持续的重建，“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物质、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上，还体现在人文、文化、心灵的可持续上。同时，会议集中讨论了可持续性的建筑、社区、人文发展、心灵重建、教育重建的模式。例如，教育重建要“由里而外（即“由心灵到建筑物”）”地进行，而不是 “由外而里”的进行等。所有这些，都将成为未来灾后重建很重要的一些启发性思路。会议还积极提出许多政策建议，例如希望政府在放开NPO发展上的政策能够更加开放和完善等。
第三，会议的特别之处，是参会者深刻地反省并展望了志愿者（机构）如何能够参与灾后重建，中国如何能够（就像过去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功那样）取得未来全面改革的成功，取得社会改革的成功。在这方面，会议强调，关键并不是政府的开放，而是NPO要着重于对自我的反省和认识，以及实现自我进步。我们看到，从年初雪灾到此次赈灾救援行动，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执政能力在短时间内大大进步，民间社会机构同样需要大的进步。然而，当志愿者（机构）希望政府把门打得更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大，给民间社会机构更多一些机会的同时，中国的NPO是否已经准备好，是否有真正的公益精神与专业态度呢？显然，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地反思。

　　会议中，“爱”、“服侍”、“谦卑”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圣经》中《哥林多前书》13章把“爱”称为“最妙的道”，讲到如果没有爱，无论做什么无论做的再好，也“算不得什么”、也都是“无益”的。因此，志愿者（机构）参与重建，有真实的爱心才是志愿行为产出果效的根本。而只有具备“服侍”、“谦卑”的心态，我们才能做好志愿者，志愿机构也才能起到效果，才能在政府未来的改革中扮演一定的作用，扮演一定的角色，促进中国社会的繁荣。 
 

    关于谦卑，我注意到会议上提到了三种谦卑，即“放下自己的谦卑”、“为众人洗脚”的“仆人式谦卑”、不怕受委屈的“饶恕的谦卑”。

　　“放下自己”，是谦卑的开始，是《圣经》中“舍己”跟从耶稣的第一步。在救灾中，意味着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抱个人目的，而是持定重建自己、救自己、帮助自己成长的伟大的慈善精神与公益精神，使用灾区给志愿者（机构）的这个机会使自己得到净化，远离麻木、冷漠，更新成一个荣神益人的人。

　　“洗脚的谦卑”，出自《圣经》中的耶稣为自己的门徒洗脚的典故。耶稣要求祂的门徒，去服侍众人如同耶稣服侍了他们一样，从此为世人树立了仆人式领袖的典范。无论我们的身份如何，无论我们的信仰如何，无论我们从那里来，志愿者（机构）到灾区参与重建，就要抱定一个心志，就是要甘心“给众人洗脚”，甘心做最卑微的事。

　　“饶恕的谦卑”，可以使我们除去做好事得好报的想法。事实上，参与救灾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面临很多不如意乃至事与愿违的情形，甚至会遇到伤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能“饶恕人的谦卑”，在内心里再一次把自己放下。要经常思想，既然我们自己不完全，又怎么能要求别人完全地对待自己呢？

    我个人相信，如果中国的志愿者、志愿机构有这样的谦卑，灾区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好，我们每个人也会把自己重建得更美好，如此，中国离大国崛起的价值观的尺度也会越来越接近。
会议以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作为结束。温总理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广的博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两会的讲话）。”


     附录二：成都612论坛“灾后教育重建与政策建议”分论坛汇报（由LDI公司总裁唐振基先生总结）

    教育重建是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此分论坛的讨论提出了对志愿者（机构）参与灾后教育重建的一些倡议：

    一，当以仆人式的谦卑的态度，以政府的辅助者的身份参与重建，密切支持、配合政府的教育重建工作。

　　二，可以建立相应平台，协调、推进志愿者在教育重建工作中的参与（香柏就是其中的一个）。也可以杂志的形式、举办协调会或教育论坛形式，发布交流教育重建信息、协助资源分配，汇聚有关专家的关注、配搭，推动重建。

　　三，教育重建应当是由内到外的重建，即从心灵到建筑物的重建，而不是由外到内的重建。一个全面性的重建，才是长久、健全的，才能最自然地推进有果效的发展。

　　四，教材的重建。灾区教育重建很多地方是从零开始，有一个新的起点，是一个新的希望，参与者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来帮助教材方面有一些的改进。当然这需要周全、细致、专业的考虑。


　　五，重建要坚持专业知识、专业人员的同步参与。从香柏等志愿团队的重建参与经验中看到，当以专业的态度、专业的人员去参与的时候，往往受到欢迎、支持，且具备长久性，带来更切实的果效。论坛也提出，应当有计划地对灾区老师进行培训。目前香柏正在筹备这个计划，希望有更多的团体参与到其中来。

　　六，重建当立足于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不是出于短暂的热情。爱心的表现是忠诚、信实，这需要长时间的参与方能透彻体现。论坛建议志愿参与行为，要考虑长远的持续性的参与，例如五年以上的持续投入。

　　七，学校当被建立为社区的凝结点和中心，为家长、孩子、教师提供场所以推进生命的沟通、知识的交换。学校除了学生的课程，也可相应安排课外的社区服务项目，组办社区活动等，从而在加强社区能力的同时，使整个社区内的家庭、个人得到心灵、信心、和能力的重建，并彼此带动。
八，志愿者要以建立信任关系为参与重建的首要。我们需要时刻察验自己的态度，杜绝从高往下的姿态对待灾区乡亲、或常以弱势群体对待，杜绝好人姿态、旁观者姿态。要像赵晓博士所倡议的那样，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家人，先跟他们建立家人般的爱的关系，再参与灾区家园的重建。

     附录三：“可持续重建” (台湾921灾后建筑规划师谢英俊博士)

　　可持续的观念是大家包括政府都非常认可的重建理念。可持续建筑，不单是绿色建筑、节能环保，更必须从社会层面来思考，涉及对当地文化的保存、顾及灾民对自我的认同。例如，把年轻人组织成建筑施工队，除了协助当地重建外，还可以进入到正常的市场，在解决乡亲生计、就业的同时，更完成了文化重建中的重头内容。比起过多关注城市建设，如何使老百姓能住在一个安全的建筑里面，可持续的建筑里面，过现代化的生活，这是我们建筑界，甚至我们社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的重点。

　　附录四：“志愿者的服侍心态” （神州数码副总裁王邵宏先生）
志愿者（机构）参与重建，要对政府有信心，我们要满怀信心地期待，政府的各项相关的政策和规则都随着参与行为的推动逐步的得以完善。对于灾后重建的基本策略，则可简括为两个字：“服侍”。通过对很多个案的分析讨论可以看到，志愿者的心态最为重要，超越专业经验、专业技能。真正的志愿者到灾区，一定是服侍灾民，而不是要救助灾民。如此，才能切实地谦卑下来、才能真正地把爱传递给灾区、醒己益人。

“广丰现象”也是如此。这个地区由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也不明显，但具有一定的工商文化基础，企业家人力资本在江西是特出的，社会资本也有一些，因此虽然没有成为全国“先富起来”的典范，但在江西仍然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其商业文化的基础使它更容易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演变，它更容易向样板地区及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学习，尤其是这个地方一部分商业意识先行觉醒的人外出打工后，其示范效应是明显的，其经验一传十、十传百，慢慢就上路了。

“广丰现象”启发我们，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的经济如何才能迎头赶上？第一是大局要稳定。只有大局稳定，经济才有发展的机会。同时，只要中国大局稳定，经济增长的潮汐迟早会漫延到全国所有的地区。二是要抓住最重点领域和重点地方去改革，循序渐进。如此，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最佳改革收益，特别是通过树立样板，让后进学习先进，是文化创新的诀窍，因为传统非工商文化的变革是缓慢的，而朝向工商文化最有效的方式是树立新的样板，产生“示范效应”。这样一来，再难的事也会变得容易，假以时日，落后的观念就会变成先进的观念，反工商的文化就会演变成促进工商的文化，落后的经济也就会变成先进的经济。

那么，同样落后的地方，为什么发展差异仍然巨大，而广丰能异军突起呢？这里面，第一，可能会涉及到地缘因素，如广丰可能更靠近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而贵州则更偏远。第二，可能涉及到江西改革开放的环境变化，据我所知，江西是在孟建柱、吴新熊这两位能人手里才发生巨变的，而广丰的腾飞便因此有了一个更加坚实、可靠的地区气候。第三，与当地领导执政有方有关。比如，广丰制定的打工者回家乡创业视同外资待遇就是很有新意、很对路的政策。所以，在我的解读中，“广丰现象”其实是“温州模式”与“苏州模式”的叠加，也就是说，既有市场的作用，也有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的手都比较硬，才造就了后来崛起的“广丰现象”。

附：《瞭望》2008年6月专文

改革开放看广丰：

从国定贫困县到经济强县的跨越

人口大县，农业小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这就是过去的广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广丰仍是江西37个国定贫困县之一，财政收入只有可怜的2000多万元。“单衣度寒冬，吃粮靠回供，出行路不通，花钱全靠打零工”的民谣，就是当年广丰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真切地感受到，现在的广丰已经是一方生机勃勃、魅力四射的土地，不甘落后与贫穷、勇于开拓与创新的广丰人，用改革开放的如椽大笔写就了时代的神奇：胜利实现由国定贫困县到江西经济强县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2007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102.1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0.26亿元。被有关经济专家称之为“广丰现象”的贫困山区快速崛起的可贵经验，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十万斗笠闯出崭新的天地

头戴竹编尖顶斗笠，是广丰人的形象标识。最近几年，广丰每年有30万人外出打工，遍布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打造了一支支“铁甲军团”、“建筑军团”、“装饰军团”……在广东、上海、浙江等地还出现了“广丰街”、“广丰村”，年创务工收入30亿元，于是就有了广丰“三十万斗笠闯天下”的文字见诸报端。就是这些广丰人，凭着这种“斗笠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硬是闯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从“打工崽”到董事长，从勤杂工到管理者，广丰人演绎着“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活剧。不到10年时间，全县就涌现出一万多名百万富翁，一千多名千万富翁，每45个广丰人中就有一人是老板。广丰人因此被誉为“江西的温州人”、“中国的犹太人”。

什么是广丰人的“斗笠精神”？县委书记陈平把它归纳为四句话：“善抓商机，勇闯市场，敢冒风险，吃苦耐劳”，并将其上升为“广丰人在艰苦创业实践中长期积淀的创业文化”。“广丰人”正在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得知你是广丰人，用人单位愿意接纳你，行商坐贾愿意结交你，资金拥有者愿意投资于你。广丰人在全国已经成为一个颇具诚信度的“品牌”。

“打工经济”让广丰人学到了技术，开阔了眼界，炼就了本领，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县委、县政府顺势推进，积极鼓励外出创业人士回乡创业，如在政策扶持上，始终坚持“两个同等对待”：回乡创业与外商同等对待，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同等对待。随着回乡创业热潮的兴起，“打工经济”顺理成章向“创业经济”转变。现在每年回乡创业的资金达三四亿元，已有1000多名外出创业成功人士回乡投资，创办企业达300多家，并带动大批留守本土的老人、妇女加入创业大军，全县涌现出“挖掘机村”、“夏布村”、“扫帚村”、“草席村”、“头饰村”、“锡箔加工村”等专业村100多个。

“一支烟支撑”到“五大支柱并进”的嬗变

广丰县曾是“一支烟支撑”的经济，全县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广丰卷烟厂的“月兔”牌香烟。经过几年的打拼，“月兔”商标已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和“江西省著名商标”，以“月兔”冠名组建运作的月兔集团，已跻身中国制造业500强。县委、县政府认真总结“月兔”发展的经验，全县胜利完成从“一支烟支撑”到“五大支柱产业并进”的经济格局的嬗变，目前已形成食品、IT电子、纸业、服装和非矿金属加工五大支柱产业，汇聚企业167家。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达97家，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就有13家。

工业园区是实现这一嬗变的重要平台。广丰县按照“龙头拉动、配套企业跟上、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在10.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内，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园区集聚效应强实凸显。2007年，园区内企业达252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13亿元，完成税收6.4亿元，跻身“江西十强工业园区”。

外向型经济是实现这一嬗变的助推器。广丰县坚持“招商选资、选商引资”理念，着力引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的龙头型企业。近两年引进的外资项目，投资亿元以上的就有36个。如县委主要领导三下深圳引进的台商企业精元电脑，已成为广丰县IT电子产业的龙头，集聚的相关企业就达28家。

民生工程奏响和谐乐章

经济发展了，广丰县委、县政府没有忘记困难群众和普通老百姓。县委书记陈平的话掷地有声：“按广丰的财力完全可以搞几个‘形象工程’，但这样会苦了我们的老百姓。这种让老百姓唾骂的事坚决不能干！让老百姓在发展中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因此，这个县始终瞄准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利益需求，用系统思维来规划实施民生工程。

最近两年来，广丰每年都有一个“全县重点民生工程实事实办” 实施方案，内容涉及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济困助学、改善群众生活条件等多个方面，去年安排了46件，今年安排了42件，都是硬性指标，要求限期完成。例如去年，广丰推行财政惠农资金“一卡通”，受益农户达15.3万多户，创新的“六个一”管理模式已在全省推广。新建乡镇文化站17个，20个乡镇卫生院的新建改造、91个村卫生所的建设，均已按时完成。全县98%的行政村、68%的自然村通了水泥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达93.44%，有24.87万人享受了报销补偿。启动建设的两个经济适用住房小区，建成后可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1100套经济适用房。首批抽签售房已为105户家庭圆了“住房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生工程的深入开展，广丰人民的幸福指数在不断提升。2007年，全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632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947元，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66部，每20个家庭拥有一辆私人轿车，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40.6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