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价格与需求在减退并且预期将进一步减退时，生产性投资崩溃将难以遏制。如何阻止这一过程，是当前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不能等到通货紧缩已有了充分发展时才来应对。信贷扩张并不能解决通缩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

　　⊙赵 晓 陈光磊

　　对于2月系列数据所显示的预期中的通货紧缩压力甚至趋势，虽然主流声音均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来看待之，以引领市场信心，但面对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通货紧缩之忧却不可不防。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经济受到欧美的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周期的强烈影响，是经济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与长期的内外需以及内外经济的失衡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分不开。1998年通货紧缩持续至2002年才在外部需求的拉动下结束，而此次危机说明依靠外需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必须意识到防止通货紧缩与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命题的一致性。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仍处于尾旋式下降过程中，受影响严重的欧洲国家已步入衰退，而出口急剧减少恶化了亚洲国家普遍内需不足问题。中国和全球出现通货紧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与美国次贷危机的不同，中国尚未发生金融机构的巨额亏损和信贷市场的冻结，而是由于外部需求变化引发对经济模式的结构性冲击，造成很严重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预期之下，作为经济自发应对需求下降的手段，公众的货币需求迅速增加，从而恶化通货膨胀时期形成的过度负债，最终促发螺旋式的物价下降过程。当价格与需求在减退并且预期将进一步减退时，生产性投资崩溃将难以遏制。如何阻止这一过程，是当前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而不能等到通货紧缩过程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时才来应对。已经出台的货币及财政措施，尚不能完成这一任务。

　　从信贷政策来看，去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开始转向，信贷控制放松，新增贷款空前增长。今年1月，货币供应M2同比增长达18％。迅速回到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金融系统内部流动性充裕，但是从信贷的结构来看，短期票据融资占了80%，除政策性贷款的铁路和基建工程外，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比例并没有那么大。信贷增长难以作为中长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风向标，也很难得出经济正在回暖和反周期的信贷政策有效的结论。相反，短期贴现的货币市场的低利率与资本市场（中长期信贷市场）的高利率并存的局面，是通货紧缩的典型特征。货币市场的利率之所以极低，是因为资金由短期市场流向资本市场从而形成社会投资时有障碍，而造成这种障碍的，主要是社会投资信心的丧失或对未来的悲观预期。目前来看，这种预期并没有改善，出现流动性陷阱与预期陷阱的风险正在增大。实行广义货币增长17%货币供应总量目标，由于货币供应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弹性太大而可能出现很大的偏差。实行简单的信贷政策反向操作，并不能阻止将会出现的通缩，纯货币的反通缩理论只是在静态假设下的命题，信贷扩张并不能解决通缩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如果只有银行信贷扩张而实体并没有启动，还将会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

　　从汇率政策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汇率改革无法给货币政策增加多少自由度。货币政策一直实行钉住美元汇率的稳定目标，在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的情况下，以美元作为“名义锚”，可以实现推动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价格目标。中国的外贸结构决定了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将汇率贬值作为政策工具来使用，也可能仅具暂时刺激就业的效果，更何况在金融危机之下外部需求必然大幅下降长期低迷。汇率政策只能以稳定汇率或降低汇率波动幅度为主。为此，影响汇率的利率调整，应当将跟随全球央行的统一动作。另一方面，加快推行亚洲区域的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亚洲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体系的完善有重要意义。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人民币汇率的可控性有利于经常项目的贸易往来和降低不确定性，而欧美主要货币可能在竞争性贬值情况下，对于保证亚洲区内贸易的稳定增长也有很大作用。

　　从财政政策来看，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近20万亿的地方政府投资计划将会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和带动就业。理论上，由于普遍悲观的预期，私人部门在增加储蓄同时会减少投资，政府控制的公共部门就应当通过政府赤字扩大支出，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投资的规模决定了储蓄的规模，并且任何足以增长储蓄进度的因素（如收入分配问题等）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而中国国民总储蓄结构的特殊性在于，贡献储蓄的主体实际上是在收入分配中占大份额的企业和政府。中国的储蓄率过高，并非居民储蓄过高。政府的投资计划难以改变这种储蓄结构。此外，由于中国金融体制存在一定歧视性，中国出口导向模式具有很强的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外信贷的依赖性。外部需求下降和进口出贸易的萎缩，同时也恶化了外贸企业的资金问题。对外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等集中了大量解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它们将承受需求下降和资金链断裂的双重压力。而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大项目和大企业，对就业的贡献较小。

　　因此，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应当同时进行。如果财政政策能够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减少政府储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将会是很有效的。另外，作为唯一的减税措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如能贯彻，将大大有利于生产性企业。拉动内需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政府行政配置资源方式的效率，更取决能否与企业的生产性投资相得益彰。通货紧缩的累积，关键在于对未来不确定所引起的预期投资收益的下降。所以，我们认为，降低资本税收从而提高投资收益，比下调利率更能提高激励，单靠银行下调利率很难使社会投资复活。对于当前的另一大问题失业，从体制上放松对劳动力密集企业的信贷歧视，保证劳动力市场充分的灵活性和弹性，以缓冲经济下行带来的大量失业，比单纯的财政和社会保障措施要好。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国企改革、市场跟踪与预测，特别是在通货紧缩问题上于1998-1999两年内在《经济研究》发表四篇文章，从趋势到政策均做出精辟的分析，直接影响了当时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

　　近几年来，又在中国的财政危机、石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就业与失业、 企业成长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政策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中国第一次从市场伦理的角度对不同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开拓了认识市场经济、理解中国市 场经济转型的一个全新领域，并处于该研究领域的前沿。

　　时值经济的低谷，即使是买菜途中的闲聊也开始会提及“雷曼兄弟”，忽然间，美国、次贷、经济危机成为了世界的关键词，中国也不外乎如此。在这样 的聚光灯下，身为经济学博士的赵晓开始频繁“走穴”演讲。与其他慷慨激昂、言辞尖锐的经济学家区别，赵晓的说话却处处体现着谦和与儒雅。即使是三个小时的 节目录制后，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依然亲和，不时地向忙碌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丰富的学识下面赵晓所拥有的、带给我们感动的这份品格是来自于岁月的磨砺和积 累。

　　乐观——像王子一样成长

　　赵晓的个人性格形成与其成长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赵晓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整个中国来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而对于赵晓的生活，却是一段轻松岁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1967年，赵晓出生在江西奉新县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那里无忧无虑的生活、成长， 塑造了他与世无争、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人生态度主要传承于他的母亲，“我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一个温和的人，善良，质朴。”赵晓告诉记者。

　　回首往事，赵晓难以掩饰心中的那份对母亲的挚爱， “她很会做饭，操持家务，是一个非常勤快能干的人。”赵晓说。

　　下放的岁月里，母亲带着赵晓和他的哥哥一起生活，提到那本应艰苦的年月，赵晓却十分幸福并带着自豪，“母亲自己会种很多的菜，并且总是做出非常 可口的饭菜，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很名贵的衣服穿，但总是穿得像个王子一样，很干净”。母亲的这种爱是赵晓快乐的源泉。

　　正因为母亲自食其力、乐观的生活态度，即使是下放的贫困山村，在母亲指点的方向，赵晓学会了看到山村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学会感激大自然慷慨的恩赐。对于赵晓来说，童年，那是值得永久保存于内心深处的珍贵记忆。

　　赵晓喜爱中文，但是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中文是自己的专长，感觉很简单，可以通过自学的方式完成。然而，选择政治 经济学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的赵晓以为这个专业包括两大内容，既可以学政治，又可以学经济，这样就会学到很多知识。仅仅怀着这样简单的心理，1985年9 月，便到了山东大学的经济系。那个时候，赵晓经常跟哲学系的同学们一起搞沙龙，探讨问题，受益匪浅，在那段时间里学到的东西，对自己以后的观点很有影响， 他说，他们启发我，看问题不仅从表面看，而且要从本质看，看到更深是层次的东西，要从更加思辨的角度看待问题。

　　1992年，赵晓来到南开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意识到了经济学的解释力。也是在南开，他认识了建国初期兴冲冲“海归”报国的 杨敬年教授，中国最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文革中受到冲击，却在80多岁高龄在客厅为他和其他研究生授课；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坤教授，中国一度最优秀 的金融学家，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屡屡受到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

　　四年后，赵晓来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读博士，那时刚从海外归来的林毅夫、易纲、张维迎都是他的老师。他简直为这些老师着迷了，竟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政府和教堂的经济成本！

思考——教堂与市场经济

　　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起，赵晓就一直在关注宏观经济学的问题，这基于一个信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

　　六年前，他到美国进行考察，想看看这个如此富有的国度是如何建构他们的市场经济的，然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还要从美国学什么东西，最后却发现原 来他认为的不同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到处就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此行竟完全改变了他的学术问题和思考方式，完成了他的学术转型。

　　他认为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不在于经济的富有与贫穷，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明显差异，而在于美国的教堂。在美国，尖顶的教堂其数量之众多过中国的银 行和米铺。在哈佛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我曾驻足四望，结果竟然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发现了三个教堂。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 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

　　他说，我们原来想象的美国市场经济跟真实看到的美国市场经济有很大差别，特别的发现了它有很深厚的伦理根基，发现它的文化跟政治经济是相配套 的，都是一体的。而在我们国家，就是谈经济改革，每个人都追求自私最大化，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就是合理的。但是美国之行让他完全改变了这种态度，美国社 会绝对不是自私社会，不是像课堂上老师讲的那么简单，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构，有着非常深厚的伦理根基，有浓厚的商业伦理的修养，这对美国来说是非 常重要的。

　　“教堂和美国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教堂的功用是什么？”赵晓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在马克思•韦伯的书中得到答案，“西方的市场经济植根于他们的宗教精神(伦理)之上，他们的宪政制度同样也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的”。

　　于是，从美国回来后不久，赵晓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他回忆说，我感觉到美国的市场经济是有人力规范和引导的，包括一个 人做事情的动力不见得就是为了赚钱，有超越金钱和利润的动力，另外市场中交易行为也受到了人力的引导，比如说诚信，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去教堂的人，教堂都 是叫他们诚实、有爱心。他这样阐释，“市场可以让人们不偷懒，但是不能保证人们不说谎，教堂的作用支撑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显性制度原因，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 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赵晓开始了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过程，在这条道路上他是一个人在战斗，庆幸的是，前人似乎也曾留下 过足迹。

谦卑——瑞士的品格

　　赵晓曾经到过瑞士，优雅的环境，美丽的建筑，都是他口中称赞的美景。他说，瑞士的房子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所有人到了瑞士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很 多的国际机构都选择在瑞士作为自己的总部，并不是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有很多的地方，例如江南，那些非常好的地方绝对不比瑞士差，再加上中国的沿海， 像三亚，这些地方的条件比瑞士还好，然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经常把这些地方破坏了，那些或许的的确确跟我们某些心灵深处的东西也是有关系的。

　　他说到，瑞士的风光迷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他们很谦卑，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人，不去随意的改变大自然的资源，所以他 们一直保护大自然，大家对前人也很谦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比古人了不起，所以他们很珍惜，他看到一个小镇上的一个碑，上面写了几个字，珍惜旧的，在旧的基 础上建设新的。

　　在瑞士建设银行(4.33,0.05,1.17%)讲中国经济的时候，他住在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房子里，那是当年拿破仑的行宫，而这样的房子在中国是很难见到的，即使见到了，也不会去居住，而瑞士很多这样的房子，外表和现在的差不多，却是可以住人的。珍惜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也是说明他们很谦卑。

　　他们对其他的人也很谦卑，所以瑞士人建房子，不仅要得到法律的许可，政府的批准，重要的是要跟周边的邻居打招呼，说建这么一个房子行不行，这个 风格会不会把协调性破坏，人家说可以，才可以建。中国人不会这样的，人们总是想建特别豪华，和人家的格格不入的东西。瑞士人有这种谦卑的品质，他们不去破 坏传统，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园，他们所有的房子之间很协调，每个房子并不见得特别的豪华，但是所有的房子和大自然放在一起就特别的美。

　　心理学家做了一个事情，让每个人评价对自己的成绩，最后发现，每个人都自己的评价都是偏高的，对自己造成的问题总是估计偏低的，这是我们与生俱 来的一种本性，这个需要我们文化的后天去平衡，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善解之道，我们要有一种友善，对别人的行为要有理解，我们要更多的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 像瑞士人那样有各种的谦卑，在各种事情上和人友好的相处。

　　的确是这样，赵晓的谦和在他的文章中就能够读懂，而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的言谈举止无一不在诠释着这种品质。

　　信仰——经济学家的推崇

　　美国之行后完成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书，他开始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思考市场经济变革与市场伦理乃至与信仰的关系。

　　同样从那时候开始，赵晓开始更多的去关注基督文明。人要有所敬畏才好。一直到后来的思考，赵晓尝试着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新的分析，所以有了最近的一篇文章《有十字架的变革和无十字架的变革》。

　　他认为，中国今天经历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演变，中间包含了不同文明的融合，其最终指向乃是成功的文化的融合所导致的大国 崛起。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出一个更加伟大、漂亮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来支撑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大国崛 起。

　　在之前比较中美两国市场经济的差异时，赵晓说，在中国，市场经济主要是靠下半身，主要是由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市场经济前行。这 些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不能驻足不前。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 清教徒引领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依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 多不良欲望，努力地做商业做大，并且做得更文明。

　　同样是财富，美国的清教徒祖先们认为这个财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他唯一的本事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把财富打理好，“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地省 钱、尽可能地捐钱”。但我们如果认为这个财富的来源是自己，那么我凭什么把财富捐给别人呢？显然，这些都是因信仰而导致的大的伦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鉴于信仰的问题，2008年，《有十字架的变革和无十字架的变革》中，赵晓阐释，“有十字架的变革”指的是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 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无十字架的变革”则是缺乏基督信仰影响的变革。

　　所有“无十字架变革”的共同特点就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 而“有十字架的变革”则带来了全新的经济与全新的社会及政治变革，带来了现代文明。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没有十字架的，他说，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 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这种变革会带来人类文明的契约精神及博爱精神。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赵晓坦言，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会参与更多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去做一些总结。过去的30年中国改革主要是改的是经济，而社会的改革，政治的改革相对来说比较少，像节目中龙永图提到的，将来可能会去参与慈善、公益的组织活动。

人物档案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 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财经观察员，荣获“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等奖项。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国企改革、市场跟踪与预测

   “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所塑造，被城市所改造。农村中国变成了一个城市中国，这在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经济学家赵晓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这样评价的。

中央十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聚焦农村制度改革将对中国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赵晓认为：“影响将是深刻的，因为中国已经到了城乡 一体化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到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城市化，更加注重城乡统筹，更加注重城乡平衡。未来，农村将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赵晓认为，本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来说是百年不遇的危机，对中国而言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他建议，除了已经出台的4万亿扩大内需的措施，政府还应从资本 市场等方面继续出台政策，让中国经济恢复“元气”。他坚信，这会让中国经济在2010年全面复苏，中国会成为本轮金融危机中第一个复苏的国家，从而带动世 界经济的复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引擎！他预测，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篇章一:“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30年城市化得与失

　 中国的城市化被誉为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优秀成果之一。对城市化一直颇有研究、也提出过不少尖锐观点的赵晓，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30年的得与失呢？

赵晓认为，中国城市化最大的“得”就是发展快。他说：“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每年有1200多万农民进城，以及正在进行的“造城运动”，他用“这是很了不得的！”来形容。

他说，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所塑造，被城市所改造。“农村中国”变成了一个“城市中国”，这在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加工业，另一台就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城市化。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他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城市化的成果没有让大家共享。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人依靠土地收益迅速致富，但另外一些 人的权益却被剥夺；第二，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传统的东西被破坏掉了，这使得中国“千城一面”现象普遍，城市缺乏自身的特点、文化、历史。“在城市化道路继续 向前的同时，我们必须反思、改进，重视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传统资源，包括文化、历史、建筑风格。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我们也不能以破坏财富 获得GDP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的代价最终将是我们付不起的。”

　 他以欧洲为例，“虽然它的GDP没有中国增长快，但财富在不断积累。欧洲有很多千年历史的建筑，至今仍可居住，人们不仅可以看得见历史，还能摸得着历史， 更可以活在历史中。这给人们带来无形的成就以及更高的实际福利。记得去瑞银访问时，我落塌于拿破仑当年在瑞士的一座行宫，感觉恍然若失，不知自己到底身处 何处，今夕何年？那么我在想，我们中国的历史到底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在更让我们亲切熟悉且美好的文化和自然环境之中?”

　 他表示，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尚需要完善伦理建设，尤其需要一种谦卑的心态，只有谦卑，才能尊重前人留下的东西，考虑左邻右舍的利益，同时考虑为后 人留下发展空间，如此将城市化的发展建立于稳固的根基上。我们需要学习瑞士人“我们要保存旧的，同时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精神，而不是像现在用一种很骄 傲的心态，征服者的心态，急功近利的心态去进行城市化。“我们要为城市化、现代化找心，就是说我们要思考用一颗怎样的心去建设现代化。这个可能是更深层次 的东西，比制度建设还要内在和重要。”

中国处在城乡一体化关键时期

　 城市化的发展让中国的城市逐步跟上世界的步伐, 然而城乡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收入差距却在逐步拉大。据农业部的统计，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对此，赵晓却有着另一番解读：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城乡差别正是城市化的拉力。但如果说以前，城乡差别更多还是应该肯定的话，现在到了一个转变 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到达今天这样一个程度，应该进入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了。也许这次中央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的措施会是一个转折点，大大改善农村基础设 施。同时前不久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更加聚焦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这也说明中国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到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 城市化，更加注重城乡统筹，更加注重城乡平衡。在未来这样一个前景下，我相信中国的城市化会出现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过着像城市 一样的现代化生活。农村将变成城市的一部分。”

　 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热议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赵晓“颇感欢欣”，因为这是他一直主张的改革方向——要从残缺的土地产权逐渐转向建立现代土地产权制 度。他直言，流转权的改革只能算是一个过渡，一个初步的开始，其方向是好的，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离规范和理想的制度形式还差得很远。

　 赵晓对重庆城乡统筹的试点表示赞赏，认为这样可以摸索出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可以让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建立在健康的、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上，更可以让收益分配更加均衡。他建议，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试点，以积累经验。

　 至于农村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他表示，一方面扩大内需会极大地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而准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等）可以通过商业化运作解决，但要取 决于政府对于基本制度的改革，能否允许民间资本的介入。另外，政府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未来城乡一体化是否可以让公费医疗、交通卡等等在各地同时使用 予以解决。

　 他预测，5年后北京的人均GDP将从8000美元跨越10000美元，一线城市的人均收入会比现在增加50%，收入的增加会改变人们的居住理念，让很多人从城市走向农村，这也必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从农民进城打工的单向流动走向“城乡双向对流”。

城市化缓和人和土地的紧张关系

　 基于中国土地资源现状，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赵晓表示，依然坚持自己曾经提出的走日本集约型的都市圈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美国的粗放型道路，并且他认为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的经济走廊也将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发展方向。

　 而对于近年来城市化的发展将占用越来越多的土地，中国的土地将越来越紧张等观点，赵晓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对中国的土地前景持乐观态度，“因为 城市化的发展能够做到用更少的地养活更多的人，同时释放出更多的土地，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和土地关系不是越来越紧张，而是越来越缓和。”

　 他说：“耕地问题对我们很重要，但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土地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其中又包含着人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带来的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又是不同的。”

　 “现代化在中国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人的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表现为集约型。像东莞，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使得一小块地能够容纳几百人。 在居住方面，相比农村，城市人均占有土地只是农村的1/5，住宅大多是高层楼房，望京地区10.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30多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县城 人口。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增加了1.3倍的人口，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居住方式，让同样的一块土地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且还让人们活得更 好。因此，我认为，目前拉动内需的关键还是要从‘住’着手，着力打造包括居住本省、周边配套、生态环境等方面，提高居住舒适度。”

　 那么，对于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居住舒适和人口之间的矛盾呢？赵晓认为这并不难解决，他甚至相信未来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住上联排别墅。“我这样 判断有几点原因，第一是未来中国人和土地的矛盾会越来越缓和，第二城市化会释放出更多的土地，第三中国未来会进行国土整治。另外，人们居住不一定要占用耕 地，山坡、洼地都可以，新兴的海地产的概念未来也会被许多人采纳。建筑的空间和形式是可以拓展的。现代化的发展一定是让人们居住得更宽敞、更舒适。我觉得 应该对未来的人居前景更乐观，在产权改造、土地改造、城市规划等方面有更多的创新，目的就是让人们活得更好。”

篇章二: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中国将“王者归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11月15日，20国集团领导人聚首华盛顿，共议破解世界性金融危机和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在当前主要发 达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已经或接近于衰退”之际，“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依然表现出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因此被国际社会予 以厚望。

　 赵晓认为“新兴经济体”的说法不当：“我不愿意用新兴经济体这个词，这是西方的说法，我在跟他们交流时，常常纠正他们的说法。我告诉他们，中国是come back（归来）。因为在人类漫长历史时期的赛跑中，90％以上的时间中国都是领跑者，所以中国不是崛起，不是新兴经济体，而是归来。1620年时，中国 和印度加起来经济总量能够占到全世界的60％。但后来亚洲落后了，现在亚洲的国家又一个个回来了。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是‘王者归来’。如果将中国 作为新兴经济体，说明我们没有历史，前人什么都没做，事实上，我们的前人做得很好，甚至比我们还好。”

　 对于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的作用，赵晓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坚信，世界的金融乃至经济格局就此改写。6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从英国手中 接过了拯救世界经济的大旗，这一次，冷战之后一级独霸的格局结束了，世界进入多级格局中。“金砖四国”的地位会变得更加重要。

　 “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成为亚洲的大国，这次金融危机将让中国成为世界的大国。对世界来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危机，对中国来说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他预测，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金融危机凸显中国实力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全世界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舞台上有更精彩的表演。世界看中的显然不只是中国1.9万亿美元的外汇 储备，而是中国13亿人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当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后，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当天美国主要的财经媒体拿出大量篇幅谈论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彭博新闻社在其头条新闻中写道：“中国推出的大规模刺激经济计划不仅在帮助自 己，也在帮助世界。”文章还援引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很少有国家能够推出这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为其他国家应对危机树立了榜样。”美国国家广播公 司财经频道BNBC邀请了多位专家分析中国经济计划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一位专家指出，虽然市场做出了积极反应，但实际上很多人低估了中国扩大内需 措施的深远意义，作为世界经济的另外一个火车头，中国保持高速增长将遏制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赵晓表示，10项措施的出台提振了人们的信心，股票市场也开始大涨，但要注意到，这4万亿中有很多存量项目，而只有新增投资才会对经济产生一个额外的刺 激。“因此，我更关注明年全国人大会出台的财政预算方案以及国债发行额。我估计至少会达到3000亿以上，因为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上届政府的3倍，所以 扩大内需的国债发行也应该是3倍以上。这是关键所在。我相信中国有机会，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做。”

　 “另外，除了对实体经济投钱，资本市场同样需要注资。”他呼吁政府还要继续出台刺激经济的措施。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步，启动股市，让中国 股市从目前的点位回升到3500点以上，让股灾中8000万到1个亿的中产阶级重新复活。这样，人们就会开始像以前消费；第二步，出台股市政策，对大小非 做一些调整，大非不减持，小非放开，股市很快就会上涨，信心也会随之恢复；第三步，明年3月全国人大出台财政政策，予以经济更多的刺激；第四步，到明年三 季度，中国经济会见底回升，这样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

　 “这样，中国经济就会在2010年全面复苏，中国会成为本轮经济危机中第一个复苏的国家，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再次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引擎！同时中国 的股市也会带动全世界，成为世界股市的晴雨表。中国也将夺回价格方面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这将是中国大国崛起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主要表现。”

房地产进入“市场地产+民生地产”时代

　 中国楼市从1998年至今走过了近10年的繁荣，在世界金融危机的笼罩下，中国经济的下滑、股市的暴跌，让楼市难以避免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萧条景象。

　 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在调查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有35个城市的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环比出现下降。“金九银十”往往是楼市价量齐涨的传统销售旺季。但据了解，“金九银十”期间，全国各地楼市成交量都比去年同期减少70%左右。

　 与股市暴跌相比，楼市的下跌让消费者反映更强烈，政府也不断出台政策“救市”。赵晓分析，这主要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时间还很短，无论是政府还是消费者都还 不成熟。并且股市是投资品，更多的是中产阶级介入，他们的心里承受能力更强，同时股市的下跌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消费，所以表现相对平静。而楼市是必需 品，消费者更多的是普通百姓，他们有怨言，有压力，有困难，所以对于楼市下跌反映强烈，这是很正常的。

　 “这场经济危机，对于股民来说，既要看到金融收益，也要看到金融风险。对于政府，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要匹配，让股市更加稳健。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我相信 是质变的过程，过去20年中国的房地产从计划地产走向市场地产，此次房地产的调整，以及扩大内需10项措施中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让中国房地产走进市场 地产＋民生地产的时代。我预测，2010年，房地产会逐渐恢复。再有3年左右的时间，保持15%到30%的速度增长，房地产的泡沫就会消灭了。”

篇章三:享受做学者的快乐

政府谏言家

　 赵晓是一位很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青年经济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国企改革、市场跟踪与预测，特别是在通货紧缩问题上于1998—1999两年内在《经济研究》发表四篇文章，从趋势到政策均做出精辟的分析，直接影响了当时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

　 近几年来，他又在中国的财政危机、石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就业与失业、企业成长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政策分析。其中，《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一文由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亲批给国务院经济学家会议参阅。

在中国，他第一次从市场伦理的角度对不同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开拓了认识市场经济、理解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全新领域，并处于该研究领域的前沿。

　 在《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核心中文期刊上，他发表文章200多篇，他还是《经济观察报》等报刊专栏作者，发表的多篇经济学随笔被《读者》转载。

　 赵晓也是一位观点犀利、特立独行的学者，当年在房地产暴涨时，针对国家若干不适当的调控政策，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在中国经济开始下滑之际，他先后撰文 《中国经济正走在十字路口》、《紧缩的钟摆或需回调》、《当前政策转变的三大迷幻》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他的建议常常被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货币政策委员会采纳。对此，他感到“很幸运”。

调研报告成为国家政策

　 实际上，早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赵晓就在改革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的谏言角色。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之后，赵晓就拿到了两个offer：一个来自林毅夫教授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录取通知书，另一个来自国家经贸委。

赵晓选择了延迟一年读博，先去了国家经贸委做研究。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增值税的改革，内容是把以前对部分行业和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措施废除掉。

　 赵晓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模具这个市场具有其特殊性。首先，这个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大，许多产品都是靠模具生产出来的。模具的发展情况，影响 着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和水平；其次，模具行业的人才培养周期很长。从普通的模具工，到合格的模具工，需要至少七八年的时间。如果这个行业的发展完全靠市场 调节，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断档，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

　 通过对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研究，赵晓发现，在这些国家，模具行业是受到政策保护的，模具行业享受了包括减税在内的许多优惠政策。于是，在赵晓的调研报告中，就有了对模具行业的铸造件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建议。

时任经贸委副主任的朱 基看到赵晓的报告，非常赞成，便将赵晓的建议变成了国家的一项新政策。

公众代言人

　 作为中国颇受关注的经济学家，赵晓的“尖锐”也让他经常遭到许多“攻击”。对此，他淡然一笑，“我原来在政府工作，后来到了大学，我很享受做学者，因为学 者有学者的快乐、学者的自由，做学者可以追求真理，追求真知，可以和别人分享真知。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我更追求真理。就像拍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 理。真理是最重要的。”

“我做学问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只为实’，就是不要想着去讨好领导，不要从教条主义出发，同时也不要讨大众的喜 欢， 即不要去媚俗。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要超脱，最重要的是是否讲出了事实。所以，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评价，更在意的是我所提的这些观点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是否能 够揭示事实。我提存款准备金率要下调可能是最早的，人家不同意，有人责骂、有人要和我打赌，但事实证明我的建议是对的。所以，我会更关注所揭示的是否是事 实。”

“如果仔细看我的博客会发现，我基本上是为公众利益代言。2007年以前我强调比较多的，是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强调发展模式的健康性，包 括强调土地产权制度变革，这些都是为弱势群体说话。近期，我呼吁稳定市场、稳定经济，有人认为我是为企业家说话，但其实我是为了公众利益说话。现在我们看 到，经济的下滑、房地产的不景气让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我可以住在深山老林，但我希望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

就此次提出的4项经济刺激建议是否会被政府采纳，赵晓很自信：“我相信会被政府采纳，因为我们的政府很明智，我们的网民也会更加成熟、理性。”

在即将消逝的08年，“居家照耀中国”——“中国居家新视角第四届中国居家论坛”诚邀家居行业领袖、业界精英、知名专家，探讨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的中国居家业未来新趋势，就中国居家产业如何应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市场进行深度分析。

 演讲一：重新审视中国房地产

演讲嘉宾：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部前部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赵晓先生

　　 【主持人】：感谢张会长及以上嘉宾的发言。下面进入我们的主题演讲环节，为了大会紧张有序的进行，在每个时间段，我们会提前五分钟给嘉宾以提示。2008 年经济环境的变化将众多企业推到风口浪尖上，那么未来经济如何发展，对家居行业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首先有请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资委宏观经 济研究部前部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赵晓先生为我们做题为“重新审视中国房地产”的演讲，有请赵晓先生！

【赵 晓】：谢谢搜狐的主持人！非常高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再一次跟大家相见，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上一次谈到中国经济有可能会紧缩，由于美国经济一下滑， 由于股市一下滑，由于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08年，中国经济，世界经济都进入到了冬天，冬天的一个好处有利于我们进行反思。曾经有人问，为什 么芝加哥这个地方出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呢？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曾经说过，芝加哥这个地方特别冷，特别冷就会使劲去想东西，所以就会出现诺贝 尔奖获得者。

　　我讲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重新看待房地产行业。房地产经济约等于国民经济，约等于民生，这个观点就说明它很重要。无论你说它是支柱产业，或者是重要支柱产业，就是说它重要。所以，如果你要是很看重民生，很看重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你一定要看重房地产。

　 　第二、既然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么重要，但是当它出现了问题，积累了框框以后，你要捅破这个框框，会比泡沫更可怕，什么意思呢？房地产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你 不要让这个市场崩盘，它崩盘会带来更大的问题。美国经济那么强大，过去我们认为房地产该不会绑架美国经济，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么大的金融危机，背后也是 房地产崩盘，房地产崩盘导致金融危机，金融经济危机。9月份、10月份，钢铁行业进入全行业亏损，10月份的产量跟6月份相比减少了31.5%，宝钢领导 到国务院汇报，他做了一个承诺，如果中国三大钢厂倒闭，宝钢争取是最后一个。

　　刚才我们讲到家居行业今年的销售额跟去年相比也减少了30%，房地产也有问题，如果这个市场崩盘了，这个问题会比它本身已有的困难更大。

　 　第三、这次金融海啸的深度、广度、长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包括所有的人，包括政府领导，乃至是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包括企业家和学者。可能我们都为这 次金融还要的深度、广度和长度，我们对它的估计都远远不够。它的深度我们现在看到了，它引起了美国那么多投行倒闭，全世界股市跌掉25万亿美元。我们看到 全世界现在已经弄来救市的资金超过了3万亿美元，现在真的是100米的海啸，这个深度大大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

　 　另外，广度。原来我们以为美国的经济出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经济都出问题。俄罗斯的股市崩盘，巴西的货币几乎崩盘，再就是中国，中国已经处于前 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之中，30年都没有遇到的最大困境。现在很多人都在想，美国经济也许在明年复苏，也许在后年，也许是大后年，我的观察是，根本不要谈美国 经济的复苏，我们要谈的是美国经济什么时候见底，而现在恰恰没有人敢说它什么时候见底。这场金融危机只占派了60%到70%，而实体经济可能只展开了 30%，它的广度在哪里都不知道。

　　美国这一次的危机大过了30年的大萧条，我们在长度上至少做一种考虑，美国经济可能10年起不来，就像日本一样。现在我们要做各项政策，比如说出口，扩大内需，要做一种最坏的打算，美国经济10年起不来我怎么办。

　 　第四、中国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今年上半年，工业增长只有8.2%，11月份财政收入的增长是负的，如果财政收入是负的，GDP可能已经是零增长 了。另外我们看到钢铁行业全行业亏损，今年全国有几万家企业倒闭，导致的是两千万人下岗，我们看到很多工厂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我刚从湖南回来，今年以 来，从外地返回湖南的270万人。

　　第五、中国出现这么大的困难，经济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就是美国的金融海啸，对我们有巨大的影响。另外一半，是我们的决策错误，从去年4季度以来，我们对整 个经济形势判断是错的，我们的政治倾向也是错的，所以，导致我们今天这么大的困难。

　 　第六、4万亿这个大单现在出来了，但是我们说4万亿单子有多大，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单子里面有多少新东西，重要是4万亿是怎么个投法，很重要。比 如说9000亿保障房的投资怎么投法，有两种，一种投法是为了救场，也有另外一种投法，就是开发商在那儿卖房子，卖不出去，降价，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不要 钱卖给你，这就是来砸场的。

　　第七、4万亿的政策一定要有配套政策，这 个配套政策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政策、金融政策，不仅仅通过4万亿来投，而且要防止信贷收缩，因为银行的本质就是在晴天的时候放伞，在晴天的时候把伞收起来， 这样会制造更大的金融风险。一定要有民间的活动，要有股市方面的政策，可以通过把股市恢复到3500点到4000点以上，来恢复比黄金更宝贵的信息等等。

　　第八、中国经济有一种最乐观的前景，可能出现V字型，第一拨4万亿的单 子，第二拨股市开始复苏，第三拨国债项目安排出去。第四拨到明年中国经济开始回升。第五拨201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回暖。如果是这样，中国经济就是一 个V字型的，前提条件市政府再也不能犯错误。

　　第九、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同时我们考虑到国际金融海啸的深度、广度和长度，买房子就是爱国，甚至相当于救国。政府应该鼓励所有的人买房子，不仅是中低收入，是所有的人买房。

　　"稳定经济要先稳定股市。"昨（23）日，受荷兰银行成都分行之邀，著名经济学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赵晓做客成都，就明年的整个经济形势做出分析与讲解。赵晓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一次漫长的过程，我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增长就要靠国家大规模的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应注意三点

　　"我们这次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认识还不够，金融海啸的深度、广度和长度都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一开场，赵晓就直言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次 金融危机严重的程度超过了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因此复苏的难度和时间也将超出很多人的预料。"对于2009年的经济走势，赵晓认为，明年促进经济增长应 注意三点：一是主要靠投资而不是靠消费。在经济下滑时，消费者的收入增长会比GDP下滑得更快；二是通过稳定股市和楼市来恢复信心；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同时严防信贷紧缩。估计明年的国债规模会超过3000亿元，最理想的水平是6000亿元，约占GDP的2%。

　　通过稳定股市来稳定经济

　　赵晓表示，中央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措施对中国经济的恢复都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其中，放开银行信贷政策非常重要，因为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关键就是信贷收缩，信贷收缩后经济就会收缩，经济收缩了，经济危机就更严重了。还 有一点他认为非常重要，但没有包含在已经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政策中，这就是要把股市救起来。"股市起来了，经济就起来了。通过稳定股市来稳定经济，在这方面 有很多文章可做，这应该是扩大内需的一项重要举措。"赵晓认为，如果股市从1700点重新做回3500点或4000点，这样被埋在股市废墟底层的中产阶级 就复活了，他们的财富回来之后信心也就增强了。"在目前的形势下，信心比黄金更宝贵。但是，信心不是拍着胸脯就有的，是需要拍着装满钱的口袋才会有的。" （天府早报）

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

——杨鹏、赵晓对话录

2008年11月

    编者按：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中国崛起”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但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人们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制度转型，以及制度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所起的重大作用，忽视了在制度选择的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没有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我们的生活富裕了，经济总量扩张了，但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发现，今天的国人缺乏诚信，缺少信仰，深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有鉴于此，《新青年•权衡》特邀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和赵晓先生就“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进行对话。杨鹏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是国内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同时又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赵晓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基督教深有研究。相信他们之间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话，对我们从文明和信仰层面上看待中国崛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赵晓：中国崛起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崛起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上。其本质应该是文明的进步。因此，信仰与文明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也将成为转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杨鹏：你关注文明层面，即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看中国崛起对世界文明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讨论问题最怕的是对概念的定义不同，所以请你先阐述一下你理解的文明的涵义。

中国改革和崛起的实质是文明转型

赵晓：就我们的讨论而言，可以将文明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组合。比如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曾历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它们都没有摆脱经济学上所讲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再比如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方式），更加看重财富分配，带有此消彼涨甚至你死我活的 “零和博弈”特点。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中国传统文明方式是治乱循环式的，即所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此我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总量的扩张仅仅是中国改革和崛起的表象，其实质是文明转型，是中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杨鹏：我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跟你不完全相同。我认为“文明”涉及到人为的非自然的一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之中，完全受制于自然界规律和资源的边界。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更生活在人造世界之中。人创造出自己的科技、文化和制度，以便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和资源，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总之，“文明”发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类在这四大关系中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就构成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处理这四大关系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过去的创造被后人遵从，就变成传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事件，就是创新。所以文明本质上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文明的动力本质上就是人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文明转型就是上述四大关系的转型；转型的背后是人的创造力的释放；转型的目标是建立起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的文化和制度。

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制度转型，但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制度问题。中国卷入全球交流和竞争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非制度性问题，可以简单归之于文化问题。研究一下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族群的生态位，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同等制度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族群在竞争时取得的成就差别很大。在美国，犹太人和华人同属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有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或习俗，也是两个相对成功的文化族群。但在美国的社会生态层上比较两个族群，会发现犹太族群的生态位远远高于华人族群。总的来说，华人给人的大体印象，是开中餐馆和当研究助手，在这两个领域华人比较集中。虽然从事研究和学术的华人不少，但在学术上取得类似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世界一流成就的人很少。而犹太人则活跃在金融、投资、法律、文化（比如好莱坞）甚至政治等领域，犹太人中涌现出大量的金融家、实业家、思想家、大导演、大律师、大政治家，他们取得的成就远比华人辉煌得多，他们的生态位也比华人高得多。

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东南亚。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华人取得的经济成就甚至文化成就往往要高于当地人。在东南亚，华人更多从事城市工商业，也从事金融业、娱乐业等。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华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城市经济，成为上层文化族群。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低于犹太人，而在东南亚取得的成就高于本地人呢？我们会发现制度以外的其他因素，可以笼而统之地归之于文化因素。也许有人说，可能是人种因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人种来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具有共同的血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区分，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美国的福山讲“历史的终结”，认为贵族等级制已进入人类历史的尾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奴隶的道德，从长期看具有最大的力量，因而具有普适性，任何力量也阻拦不住；世界性的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迟早会到来；那些经济尚未市场化的国家，那些政治不民主的国家，只是市场和民主之海洋上的小小沙岛，将很快被淹没。我认同福山“历史的终结”的断言，认同全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趋同趋势。但我更关心的是，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制度层面的东西，制度趋同之后，人类的竞争将围绕什么进行呢？制度转型完成之后，中国人作为一个文化族群的竞争力何在？全球市场化和民主化完成后，世界会不会等同于美国式社会的放大？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会不会就像今天的华人在美国的一样呢？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超越了制度差异及制度竞争。他认为全球民主化和市场化并不能结束冲突，只是冲突的动因和方式不同了。未来的世界格局会以文化族群为边界来划定，未来的冲突将是“文明冲突”，主要会发生在不同文明族群的边界交接处。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并不全面。近代百年，各种文明要素进入中国，在中国体内发生了冲突，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文明的冲突关系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更多是表现在同一国家之内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这种冲突无处不在，我们看不到清晰的边界线。这种受不同文化要素影响的不同人群，在争夺对世界改造和控制力量的背景下引发的冲突，才是本质性的。当然文明之间也有相互吸收和促进，比如中国文明史上的佛教与道家、儒家的关系就更多是相互融和与促进。亨廷顿是一个暧昧的种族主义者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他担心的真正问题是美国国内问题，他认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新教信仰”代表着美国的主体民族和主体文化，而这个主体性正被美国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发展所侵蚀。他的全球文明冲突观，不过是他对美国国内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新教信仰”文化族群与其他文化族群的关系的简单放大。但他的观点无论对错，都对我们有启发。
你说中国正在进行的不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而是整体的文明转型，对此我非常认同。由于经济的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当然，还有更为隐秘但并非不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人与神、人与自我之间。四大关系都在变化，当然是文明转型了。

赵晓：的确，很多人特别看重体制变革，认为中国缺乏体制变革，但人们很少考虑甚至完全忽视了体制变革能否架构在任何一个文明环境中，忽视了文明深层次因素对体制变革的制约。我们当然可以举出许多反例，比如巴列维在伊朗改革的失败，又比如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搞共和制，但大多数国家经历过动荡甚至流血，只有内含基督教文明的英美走得最顺利。这些都说明，文明的内在理念因素会对人们的选择产生影响。经济学甚至还可以证明，如果非正规的制度足够强大，即使没有正规制度，也能产生预期效果；而正规制度如果没有非正规制度的支撑，两者完全不合拍，则一定不能产生预期效果，甚至会完全失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崛起与进步可能不是一回事。崛起是一种强大，但却未必一定伴随文明的进步与创新。在我看来，中国崛起更多的是一种对西方的学习，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综合国力是上升的，但在文明层面上则是西方文明在世界更大范围内的成功、同化和进步。即使如此，中国崛起依然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中国如果能走出过去那种治乱循环的模式，本身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进步。14亿人进入一种新文明方式，对全世界来讲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面对西方我们有点像“蛮夷”

杨鹏：这种变革，对中华文明自身的文明传承和未来文明的走向有重大影响。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与西方迎面相遇，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积弱积贫。大家在寻找贫困落后的原因时，先是归因于过于迷信而缺少科技，而后归因于皇权制度压制人的创造性，最终归因于依附在皇权制度上的儒家思想传统对人的精神的奴役。为了迎来科学而反对迷信，迎来民主而反对皇权制度，迎来新文化而反对儒教，中国知识界彻底地砸了一百多年，不但砸烂了儒教，佛教、道家及文物典籍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砸到今天，我甚至觉得我们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蛮夷”了。我们现在面对西方，心态有点像当年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和南方的蛮夷面对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族群。说这话，可能会有很多人骂我，那没关系。你到欧洲去一次就会明白，相比起来，我们现在的文明遗产是多么稀少！就现代文明的贡献而言，人家说我们中国已经不算一个文明原创地和积累地，而是一个西方文明的扩散地，我认为这是一个多少接近事实的评价，看看我们的日常用品和我们的日常用语就知道了。

在我看来，说我们有蛮夷心态，并非贬义。你想想，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敢于摧毁自己的传统，这是一种青春心态，是需要勇气的。老年人关心的是过去，他们珍惜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因为他们的生命快结束了，已经没有未来了。而青年人没有什么历史的负担，也没有多少历史的记忆，他们关注的是未来。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陈独秀开创的《新青年》，近现代中国想要的就是青春精神，而这青春精神现在真的来了。历史上的蛮夷族群面对当时的文明国家和文明族群时，他们的心态其实很有价值。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别人的什么都好，才会有一种超过别人的冲动，才会拼命向别人学习，拼命吸收别人的成果。

人类历史的规律是，当野蛮民族开始学习文明民族的知识和文化时，一种强大的超越性力量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出来，最后往往是后来者超越前行者。英国的新教徒逃到美洲，进入了原始蛮荒的世界，自己开始发生了变化。比起欧洲的同胞来，他们没有那么“文明”，变得简单而粗野。与此同时，他们不断从欧洲吸收知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欧洲人根本瞧不起美国人，认为美国人粗鲁没文化，把美国人视为蛮夷。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人的心态才是高度开放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吸收一切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不断地消化和创新，最后终于超越了老欧洲。在这个意义上说，蛮夷没什么不好，简单粗糙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有狂热的进取心就好。

现在的欧洲老矣，因此欧洲人特别重视过去，特别重视传统的遗产。现在的美国开始步入成年了，美国人也有了成年心态，因此他们也特别重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而我们一些国内“蛮夷”们向欧美学习，却马上学来了人家的老年心态，也关注起我们的传统遗产来了，并因此开始彻底否定中国人百年以来的文化选择路径。我并不认为简单地否定和砸烂过去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我也不认为过度重视历史传统就是正确的。我对百年以来的前辈们敢于否定自己的传统，敢于砸烂压抑人性的坏传统的心情是理解的，我对他们是怀有尊重的。如果没有这一百年彻底地否定和砸烂，今天的中国人不会有这点虎虎生气和青春气息。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像美国开国之初，很功利、很务实、很虚心，拼命向别人学习，有一种通过学习别人来改善自己处境的强烈冲动。中国民间洋溢着一种永不满足的“野蛮劲”，这种不甘落后的冲劲，会在吸收全人类文化的过程中推动中国逐渐走向新的文明形态和文明规范。

人类历史的经验说明，最伟大的国民力量正是在文明转型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我相信，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逐渐深入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逐渐自由，大量的文化创新会在中国萌生，一定会有全新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创新。中国会出现很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宗教家、企业家、政治家。曾经类似蛮夷的美国人吸收欧洲文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明，目前有点像蛮夷的中国将吸收世界文明，改造自己的文明，也一定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华文明。西方历史表明，皇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阶段，是新文明的爆炸期，会出现许多综合性的天才人物。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伟大人物如群星灿烂：意大利的达芬奇、伽利略，英国的牛顿、洛克、霍布斯，法国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等。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需求。从思想界来说，人们面对的是纷繁复杂、宏大无比的社会转型，任何一个专业的特殊视角，都无法对此进行系统的理解和解读。面对综合性的大问题，就必须有大胸怀来包容。只要不死守书本或专业领域，关注问题本身，一切围绕问题的解决而展开，就不得不走向综合，走向宏观，走向整体把握。只要思想跟着问题走，就一定会出现一批综合性的人才，做得好就成思想家，做不好就成“万金油”。一万个“万金油”中也许会出现几位了不起的天才。转型期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都是这样，中国没有理由不是这样。

赵晓：我很赞成你的观点。我们的讨论并不带有任何价值评判色彩。“面对西方我们有点像‘蛮夷’”这一判断是中性的，甚至是褒义的。这意味着今天的中国人很年轻，心态非常积极，能促使我们轻装上阵。肯定过去一百年对传统的摧毁可能是走向重建的必经之路，因为往往超越自身的第一步是从否定自身开始的。

当前需要注意的是，大变革过程中的很多东西是混乱的。市场经济只是一个综合系统中的子系统，能否运转到最优，不完全取决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自身，我们还必须考虑“文化理性”，即考虑市场经济中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文化偏好，而不仅仅是研究“经济理性”。中国经济改革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曾经以为只要搞经济改革就行了，并且以为经济增长快就代表改革的成功，其实经济增长的强势完全可能掩盖我们在其它方面的劣势。目前的改革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法律的变革遥遥在后，对人们的行为以及市场规范有深层次影响的伦理、文化理性、文化基因，我们更是几乎没有关注。

温总理一再说中国改革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出现了失衡。我以为，这其中包含大变革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失衡。很显然，这样的失衡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的，需要彻底转型。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学习西方依然没有脱离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子，表现在改革的实践中，就是我们对西方的“术”很重视，但对西方的“ 道”却很少去了解和关注。

中国传统文明要素的相对地位将会发生急剧变化

杨鹏：我认为，在文明转型背景下，中国传统文明不同要素在未来中国的影响和地位将发生急剧变化，主要表现在三组要素上。

一是我们中国原有的神文化系统。中国远古时期是有上帝崇拜的，而且历朝历代朝廷都祭祀上帝。殷商甲骨文中留下了上千条关于上帝祭祀的记载，《诗经》、《尚书》等典籍中有许多对上帝的歌颂，如商汤讨伐夏朝时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意思是，夏家有罪过，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讨。你去查查二十四史，哪朝哪代朝廷不祭祀上帝呢？我相信，基督教或者说犹太教的精神因素进入中国，会把潜藏在中国文化中的上帝崇拜重新激活，形成中国式的上帝崇拜。

二是佛家、道家系统。它们肯定会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某种形式的发展。道家讲政府无为而百姓自为，讲政治不要去干预人性和社会本性中的自组织和谐秩序。道家相当于中国古典的自由主义，它与现代约束政治权力，给百姓自主自由的空间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道家思想甚至道教的养生学问，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空间。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强调自悟成佛，它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肯定是特别的，对人性光明的认定是坚决的，对人人寻求自主的人生会有很大帮助。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气功热，其背后动因非道即佛，是道与佛在新形势下的表现。

三是儒家文化系统。它的地位肯定是要跌落的。这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从一百年前太平天国摧毁孔庙就开始了，在新文化运动中儒家再次遭到重击，在毛泽东的文化政策中，儒家被彻底踩在了脚下。儒家依附在皇权上，是一种强调等级差别的礼教。过去见到当官的得下跪，这是“礼”。今天还能这样吗？礼教几乎被砸光砸尽了。儒家以皇帝为核心建立整个等级文化和制度系统，是“诗书礼乐”一体化的。但现在皇帝没有了，儒家的靠山崩溃了，所以儒家的“诗书礼乐”也就与今天的百姓无关了。“诗书礼乐”基督教可是全的：《圣经》就是“书”，颂诗就是“诗”，那些宗教仪式就是“礼”，“乐”就更不用说了，西方几乎所有的古典音乐大师，都是宗教音乐大师。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明要素在现实心理需求以及与西方思想要素的互动刺激下，会发生重大的思想生态位的变化。看看我国台湾，真正对民众有影响的是什么？是佛教、道家一贯道、天主教、新教这些东西。台湾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尽管仍不完善，但已有了民主政治的底线。台湾百姓的信仰结构有自己的特点，基督教、佛教、道教各有空间，有一个和谐的信仰生态平衡，儒家文化在世俗生活习惯中虽仍有影响，但与政治制度脱离了。

赵晓：我在几年前就提出，中国文化的落后在于缺乏竞争。无论是文化繁荣，还是好的信仰的重建，都只能来自竞争。国有企业活力的重现、民营经济的发展等许多例证都表明，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共同变强。在文化建设上，这意味着外来文明可能进入，但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会重新被激活，落后的东西会被抛弃，最终将会出现一个大家都更有活力、互相融合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们在韩国已经看到了。韩国基督徒的人数占了总人口的35%，基督教文明现已成为韩国的主流文明，并很好地支持了韩国的经济和宪政转型。与此同时，韩国的传统文明被大大激发，韩国熟读甚至能背诵“四书五经”的人据说有一百万，而中国可能一千人都找不到。换句话说，韩国的传统文明并没有在竞争中被消灭，而是被大大激活了。其他地区如台湾、香港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奉行真正的开放，包括宗教信仰和文化上的开放，中国文明一定会大放异彩，多种文化都有可能发扬光大。

要防止文明垃圾在开放互动的形态下复活

杨鹏：但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防止传统的文明垃圾在开放互动的形态下复活。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前不久刚刚发生的，深圳市公安局把“小姐”拉出去游街示众，这种行为不是我们现有的制度带来的，而与我们的文化基因有关。示众是一种惩罚，是面子的惩罚，道德的惩罚，也是一种警戒，出于道德教化的需要，这是儒家文化的传统。这种示众的文化就是文化垃圾，它根本不尊重人权，法律早已摒除了这种做法。但这种欺负弱者到如此地步的行为，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改革最早、经济最活跃、思想最开放最包容的深圳，真是匪夷所思。由此可见传统文明中的垃圾要素有多么可怕！对文化垃圾的陈渣泛起，必须进行坚决斗争，不能为了传统而否定现实，为了文化遗产而否定人格。

赵晓：这的确值得我们反思。这种做法比妓女卖淫更加不道德，更令人厌恶。作为学者，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错，他们是妓女和嫖客，但他们更是人！作为人，每个个体都有正当的权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拿人去示众。目前，权力系统、公务人员缺乏道德上的反省。如果全社会没有一声抗议，这种恶的现象就会进一步蔓延，那是非常可怕的。

杨鹏：另一个传统垃圾的例子是“权贵资本主义”，它其实是传统的特权等级制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传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特权和等级。在礼教制度下，资源是按照等级来分配的，连颜色、方位甚至哭声都是分等级的，这些等级文化在儒家文化经典中规定得无比繁琐。费孝通说中国乡村社会是“差序结构”、儒化结构。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它就转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特权与垄断吸食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带来不公平和市场扭曲。为什么《反垄断法》出台艰难呢？因为特权者不愿意，他们享受着特权的好处；民众也不强烈抗争，所以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

赵晓：但是我想强调，只要没有权力介入，那些坏的东西就会在竞争中消失。如同商品的竞争一样，如果限制正牌产品销售，假冒伪劣就会大行其道，如果你放开市场公平竞争，这些坏的东西就会被淘汰，但前提是这些东西不能跟权力联系在一起。我始终强调，如果有宗教自由，有充分的信仰层面的竞争，坏的东西很快会被淘汰掉。

我们必须搞清道德、信仰这些私领域与公共政策、公共管制这些公领域的区别，这种区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知道，现代国家是从政教分离开始的。信仰、宗教属于私领域，是公民自己的事情，应交由社会竞争，政府不要管，政府只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施行真正的开放，也就是说不仅开放商品等有形领域，也开放信仰、文化这样的无形领域。只有放松宗教管制，让多元的文化、宗教、信仰去竞争，才会出现信仰繁荣。政府垄断只能造成文化窒息，譬如中国历史上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教合一”，文化不断衰落。这是因为政府垄断了道德的解释权，垄断了道德和文化的供应，使得我们缺少文化创新，失去了文明的原创力。

今天我们悲叹中国缺少诚信、信仰，感叹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其实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缺少自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明”生产或者说供应体系出了问题。

“神”“道”不平衡是中国未来最大的隐患

杨鹏：《易经》有一句话，叫“圣人以神道设教”，这是说文明教化的基础，一个是“神”，一个是“道”。这里的“道”，相当于“客观规律”或“自然法则”。 “道”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变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道”而行方能趋利避害。认识“道”需要认真观察、独立思考、努力实践。“道”文化是理性的、实用的、功利的，是方法的文化。“道”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高的概念，代表中国精神的最高点。俗话说，要讲道理。

那“神”是什么呢？我们不能通过理性去认识神，只能通过信仰。在信仰中看到“神”，人心就会有特殊的变化，例如在“道”的自然秩序下，人是有生有死的，但在“神”的信仰中，人是可以永生的。所以，“神”是一种超越“道”的力量，而且“神”会回应人，通过信仰及一定的仪式，信仰者会感到“神”对他的回应和帮助。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的创造者，是宇宙自然规律的决定者，也是人类历史规律的决定者。

“圣人以神道设教”，如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大体相当于“圣人以科学与宗教建立文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明，应当建立在科学与宗教两大基础上。

我认为，西方文明中，“神”“道”比较平衡，阿拉伯文化则是“神”文化一支独大，“道”文化发育不够。中国文明的问题，不是理性智慧不够，不是人不聪明，而是信仰与执着不够，缺少使命感。中国有一个非常暧昧的“准宗教”，就是以“天子”为中心的儒家礼教。“天”这个概念从“天帝”而来，“天帝”这个概念从 “上帝”而来，“天”就是最高的人格神。皇帝是上帝的孩子，是神子，官员士大夫就是辅佐神子教化万民的牧师，这就是所谓的“师君一体化”，既是老师又是君，既是牧师又是管理者。这个系统实际上暗含着政教一体化。西方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君权神授。但是西方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教权和皇权相对独立，这是西方自由民主很重要的基础。而今天中国的“神”与政治的关系，事实上还没有完全剥离开来。

政教分离很重要，只要把笼罩在政治家身上的神秘色彩清理干净，把神与政治家的特殊关系剥离开来，把政治权力“去魅”，政治家就不再有那种超越大众的神一般的力量了。政教分离后，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政治彻底世俗化了，宗教变成每个人的自觉、每个人的私领域，宗教真正优越的那一面就展现出来了，政治家也就成了俗人一个，没有超越他人从而控制他人的特殊的神意，政治制度的原则不再是来自神的旨意，而是来自理性的自然法则，来自于“道”。

赵晓：是的，如果公权力垄断了道德的解释权，那你就没法跟他争了。这样不但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文化竞争，还会将文化的竞争引向对权力的争夺。原因很简单，只有权力才能垄断道德的供应。换句话说，就算我是不道德的，但只要权力在手，我就变成了道德的化身。道德是我说了算的，历史是我们家写的，这个时候别人还争什么呢？最后的结果，肯定不是道德、文化、信仰等谁更符合大众需求谁就昌盛，而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厉害，就天下第一。

杨鹏：不同的信仰自有不同的效用，以基督教的信仰为例，我认为其核心的效用有两个。一个是动力的支撑，信仰者内心有一种至高的使命感和至高的动力：至高的力量和至高的神与我同在，我不惧怕世俗的一切打击，你权力再大，在神面前也只是灰尘。另一个是敬畏，是对规则的遵守。当你真正产生信仰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事不能做，因为你担心受到神的惩罚，这是一种内心的法律。信仰了神，神就进入你心里，像法官一样审判着你的一言一行，甚至审判着你的各种念头。这种感觉很真切，让人不得不体会到，要想得到神的力量，你就必须遵从神的规定。

由于神文化发育不足，而且较为混乱，所以我们这些中国人往往聪明有余，但缺少信仰与使命感，缺少对善恶是非的敏感，缺少对正义规则的尊重。在跟西方博弈的时候，我们老觉得西方人傻，不灵活，太讲规矩。人家心中有敬畏，有善恶是非意识，遵守规矩，这才会有法制的权威。而中国人则把办法、谋略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出现了整个文明的道德虚无主义，无善无恶，无是无非。结果就是拼强权、拼实力、拼计谋，为了成功，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破除一切规矩。这种状态是由于中国文化史上“神”“道”不平衡造成的。为什么中国文化里面讲智慧办法多而讲善恶是非少？因为没有基于神的统摄性的道德理念，也没有对神的惩罚的敬畏。佛教推到最后是无善无恶，道教到最后也是无是无非。没有敬畏，法律不过只是统治或斗争的工具；没有敬畏，市场经济就会充满欺骗和暴力；没有敬畏，个人自由就是普遍的争夺和坠落。其实，敬畏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墨子早就揭示过了。

毫无疑问，我认为中国的神文化应该继续发展，因为一个民族若没有主体性的共同信仰，这个民族是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的。中国民间真实的信仰系统是血缘信仰，是家族性的，它以血缘为核心形成凝聚力，信任边界太窄了。聪明务实而缺少信仰，只信家人自己人，只顾自己不管公益。所以我认为“神”“道”不平衡是中国未来最大的隐患，这种情形不改变，未来崛起的中国与西方相遇时就会不断有矛盾。你的哲学是，要不你打败人家，要不人家打败你，你不可能跟人家在某种规则上契合，因为规则对你来说什么都不算，你觉得规则不过就是一种统治或斗争工具。中华民族共同信仰的神文化系统建立不起来，中国人之间的信任边界就没有办法扩大，在全球就形不成凝聚力，未来依然是散沙一盘。没有公共精神，也就没有对全球化控制的可能。

中国的神文化发展没有取得根本的突破，中国人的信仰整合远未完成，但今天我们也许有条件开始走上这条路，因为我们的心空了、虚了，有了容纳空间，我们可以吸纳人类一切神文化的优秀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对传统文化垃圾，如“三纲五常”和“礼教”的清除，不清除陈旧的垃圾，就没有空间容纳新精神。我认为，对一切发展神文化的努力都应当予以关注，要以宽容和期待的心态看待中国神文化的一切探索，以欢迎的态度看待一切外来的神文化，它们是中国神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补充。

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的神文化会如何发展，但我们知道，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自由竞争是一切繁荣之根，推进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是实现中国神文化发展和实现中国的“神道平衡”的关键。说到底，一切改革都是围绕“自由”展开的，自由是核心标准。联产承包制给了农民生产的自由，市场经济给了企业家、科技人员面向市场的自由。你放一点自由，就是改革；你收回一点自由，就是保守。宗教自由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本根性的东西。从本质上说，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自由社会。美国权利法案将宗教自由列为第一条，他们是有眼光的。如果一个人能侵入你的灵魂和信仰深处来控制你，你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从长期看，宗教自由是其他自由的核心和支撑。

赵晓：大体赞成你的观点，不过还有一点分歧，就是如果没有神，我不太相信道能好到哪里去。你想啊，搞科学需要吃苦，要耐得住寂寞，乃至要有献身精神。但为什么人要吃苦甚至献身呢？人在科技发展上完全可以去追求一些短、平、快的东西。如果没有信仰，人很难有一种真正的超越精神去研究科学。有人统计，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百位科学家中，有二百六十个是基督徒。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早年的基督徒们研究科学的热情背后其实是宗教的狂热。

首先，他们的“知”始自“信”，因为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给人的启示就是《圣经》和这个由它创造的世界。任何一个人如果想更多地了解上帝，有两个最重要的途径，一是了解《圣经》，再就是去了解上帝的作品---世界万物。既然宇宙万物是智慧的上帝所造的，就一定有规律、有意义、有目的，是可以认识的。

其次，他们的探索是因为上帝命定的认识并改造自然的使命，这就是神学中“文化托管”的概念，《圣经》“创世纪”中神从起初就对人说要管理全地。十六世纪时基督徒就想到，假如基督是全地的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假如祂的国度不仅掌管人类的心，同时也掌管实际的人类社会生存空间；假如基督是万物持有者，在自然界中所有被发现的事物都是为了荣耀神并给跟随祂的人益处；那么人类就应该管理全地，使用它们，塑造它们，为着他自己或是邻居的益处及神的荣耀。此外，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敢于捍卫真理。科学家也是人，面对强大的国王或权力的压力，科学家们有时候不敢捍卫自己发现的真理。但是，如果他们有信仰的力量，捍卫真理的信心和动力就会成倍增强。信仰因此而成为科学的保护神。所以，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很难在一个缺少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宪政也一样，如果没有起码的宽容和博爱，是很难确立的。不过，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以后我们再讨论。

　　如果你有100万，你会如何决定明年的投资策略？昨日，在成都某外资银行举办的一场理财报告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为身处严冬的投资者们吹来了一阵暖风：如果有100万，我会马上投资股市。

   赵晓认为，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刺激，超跌的A股预计已经见底。

　　他认为，如果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比较理想，中国有望成为本轮全球经济衰退中第一个复苏的国家，中国经济也可能出现比较理想的“V”型复苏波浪。

　　对于股市，他的回答更为直接。

　　“如果我有100万，我会马上投资股市，然后明年投资债市！”昨日，演讲行将结束时，赵晓回答投资者提问时热情洋溢地作如上表述。

　　随后，赵晓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上证指数从6124点跌到1664点，跌幅超过70%，股指远超跌于本轮 金融危机的中心美国。他认为，股市的下跌已经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下滑作出反应，加上政府不断出台刺激经济的措施，甚至不排除持续降息接近于零，A股将不断 迎来利好。基于以上判断，赵晓预计股市已经见底。

冬天是思考的季节。金融海啸令世界经济非止是进入冬天，而且是进入严冬。冬天里新的故事层出不穷，也引发在下许多新的思考。最近，在下与朋友讨论很多的是濒于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试问，如果连通用都会一朝沦于破产境地，世上还有那家企业敢自夸能长命百岁？ 

基业长青是所有伟大企业家的梦想。然而，这太难了！ 

企业靠什么长期延续？曾几何时，中国人的答案是规模，以为规模大即代表安全，代表企业能抗摔打，从而实现长期发展。牟其中曾言，你借银行一百万，你是孙子，你借银行一个亿，你就是大爷。撇开这句话的道德因素，可以理解为讲的其实就是一种靠规模来让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道理。无独有偶，韩国企业界也曾经疯狂地追求过规模，并流行着“大马不死（too big to fail）”的神话。 

然而，企业规模大也许有时能够给企业些优惠和帮助，但肯定不足以保证企业的长期生存。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最大的30个财阀有15个倒闭就是一个例证，现在的通用以及已经倒掉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也是例证。

如果大不行，那么强呢？许多企业家们认为，技术先进比规模大更重要。近年来，中国企业开始迷信技术的先进，尤其是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口号提出后，技术创新的追求开始成为新的主流。中国企业家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创新能力，那么就拥有了长盛不衰的法宝。创新也因此成为上自国家下自许多企业的重要战略。 

当然，还有人并不认同“大”和“强”就足以让一个企业长期持续。制度至上论者就认为，企业的制度也包括管理的先进才是关键。如果没有先进的制度，则一切无从谈起，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制度创新不仅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此外，还有人重视的是人才，认为企业要想长期延续，最重要的是人才。这一点，在中国也是非常流行的思想，其道理似乎就连小偷都知道。葛优在《天下无贼》中就宣告，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葛优的说法，其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们的想法。 

然而，通用的命运让以上所有对企业生存的智慧思考都显得非常苍白。通用没有规模吗？错！通用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通用没有技术？错！汽车是工业中的工业，是所有顶尖工业技术的汇合体，而通用的技术是上乘的。是通用缺乏好的管理和制度吗？错！如果通用是因为管理和制度不先进而垮台，那么中国所有的公司也许都应该倒闭。或者，通用是没有优秀的人才？还是错！作为国际顶级大公司，通用人才济济，其人才的储备足以令许多中国公司汗颜。 

但事实就是，尽管通用规模超大、技术一流、制度先进、人才济济，它现在却濒于破灭。是形势弄人，金融海啸大过厉害，还是通用自己也有值得责备的地方？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假说（之所以是假说，是因为我暂无暇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去证伪），就是一个企业的规模、技术、制度、人才等绝对资源都不足以保证公司不垮台，真正保证企业不垮台的是“企业相对资源充裕程度”，即相对企业的发展而言，企业的相对资源的充裕程度如何。假如一个企业拥有各方面丰富的资源，但因为发展目标太高，致使资源利用不留余地，那么在形势变化的时候，企业就很容易因为缺乏足够的储备资源，缺乏回旋余地而走向崩溃。通用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例证。相对于其资源储备来说，它的发展目标太高了，弦崩得太紧，因此无法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度过劫难。 

相反的例证是我们看许多“保守”的企业，他们的发展目标通常比较适中，总是给自己留下余地，有些企业从来不借债，还经常会在帐上趴着大量现金。在外人看来，这些企业很傻，并且经常丧失掉许多机会。这的确也是事实。然而，风暴一来或者冬天一来，这些企业因为有足够的“储备粮”，可保安然无恙，而其他发展目标定得更高，资源利用紧崩型的企业却因为船大无法掉头而一朝败北。这个时候，谁的生存法则更合理呢？ 

从以上的角度，我们再看三鹿奶粉以及中国一大堆出事的奶粉企业，其问题其实也是出在发展目标太高，而原料奶实际上无法满足发展需要因而才出的事。企业如果不定那么高的发展目标，未必会被逼上绝路。 

发展最大化（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市场最大化、增长最大化等）一直是许多企业追求的目标，也是商学院教科书的标准假设。在现实中，竞争也逼得企业总是不遗余力的去消耗资源、尽可能的发展和扩张。然而，企业要想长期生存，希望还能记住一点中国的古训，“凡事留有余地步”；或者，请记住《圣经》的教导，凡事要有所节制。